人到老年,總愛說、總愛提、總愛想“從前”怎樣怎樣,而且總習慣于說從前好的一面,卻不愿提從前狼狽、難堪、不光彩的一面。離六十歲只有五個月的我,也毫不例外的愛提、愛說、愛想從前的事。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從前,我在讀小學時,在那個群貴大隊小學,群貴中學讀書時,一直當著班長或學習委員,成績一直拿第一,很少拿第二; 卻不愿說讀高中時,在全區三十多所學校尖子生會集一處的唐鎮五七高中一(一)班里,我連個組長都沒撈上,學子成績只算得上中等,在精明過人,成績拔尖的吳曉紅同學面前,在多才多藝,文體與學習成績都出色的孫延一同學面前,在博覽群書,見多識廣,出口成章,成績優秀的張運華同學面前,我簡直就是一個差生.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我在回鄉兩年中,利用一根針,一把草,治好了很多鄉親們的病,并得到許多人的稱贊; 卻不愿說,由于自己個子小,力量弱,在干活搭伙時,沒人愿意和我搭伙,而使自己難堪地涼在一邊,只能干雜事,拿低工分。在修魯城河水庫時,弱小的我,一人拉著一車土,從堤下爬到堤上時,只剩半車土,被同窗十年,無數次找我幫她解題的女同學數落道:“不中用的東西。” 當記工員的她,只記了一半的工分,讓我真正體會到:“弱者無尊嚴”。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在一九八五年實行全省晉級考試時,檢驗專業畢業的我,跨科參加晉升針灸醫師的考試,以四門功課總分352分,每門功課平均88分的好成績,位于全縣三十多個鄉鎮衛生院,二千多醫務人員考試成績的前矛; 卻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我在獲得執業醫師證前,在尚市衛生院化驗室上班時,懂針灸的我,義務給前來化驗的腰扭傷病人,關節疼的病人,肩周炎病人扎銀針治療,遭到幾個門診醫生到院長處投訴,使我成為“不務正業”的典型,受到院長在職工大會上狠狠批評,并警告要沒收我自己掏錢買的針灸器材,還要我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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