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總愛說、總愛提、總愛想“從前”怎樣怎樣，而且總習慣于說從前好的一面，卻不愿提從前狼狽、難堪、不光彩的一面。離六十歲只有五個月的我，也毫不例外的愛提、愛說、愛想從前的事。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從前，我在讀小學時，在那個群貴大隊小學，群貴中學讀書時，一直當著班長或學習委員，成績一直拿第一，很少拿第二; 卻不愿說讀高中時，在全區三十多所學校尖子生會集一處的唐鎮五七高中一(一)班里，我連個組長都沒撈上，學子成績只算得上中等，在精明過人，成績拔尖的吳曉紅同學面前，在多才多藝，文體與學習成績都出色的孫延一同學面前，在博覽群書，見多識廣，出口成章，成績優秀的張運華同學面前，我簡直就是一個差生.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我在回鄉兩年中，利用一根針，一把草，治好了很多鄉親們的病，并得到許多人的稱贊; 卻不愿說，由于自己個子小，力量弱，在干活搭伙時，沒人愿意和我搭伙，而使自己難堪地涼在一邊，只能干雜事，拿低工分。在修魯城河水庫時，弱小的我，一人拉著一車土，從堤下爬到堤上時，只剩半車土，被同窗十年，無數次找我幫她解題的女同學數落道：“不中用的東西。” 當記工員的她，只記了一半的工分，讓我真正體會到：“弱者無尊嚴”。

　　我喜歡在孩子面前說，在一九八五年實行全省晉級考試時，檢驗專業畢業的我，跨科參加晉升針灸醫師的考試，以四門功課總分352分，每門功課平均88分的好成績，位于全縣三十多個鄉鎮衛生院，二千多醫務人員考試成績的前矛; 卻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我在獲得執業醫師證前，在尚市衛生院化驗室上班時，懂針灸的我，義務給前來化驗的腰扭傷病人，關節疼的病人，肩周炎病人扎銀針治療，遭到幾個門診醫生到院長處投訴，使我成為“不務正業”的典型，受到院長在職工大會上狠狠批評，并警告要沒收我自己掏錢買的針灸器材，還要我寫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