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我心目中的一尊神散文
高斌，我心目中的一尊神
雷達
真想不到，在我的“秦風雷達站”里，有位叫“善待一切”的讀者，在焦急地尋找他父親生前的蹤影。當看到他就是恩師高斌的兒子時，我一下子懵懂了，驚奇了，也落淚了。
眼前，是高斌先生無聲的影像……
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兒子與我的對話：
“您好，很冒昧地給您寫這封短信，因為偶然看到您的簡歷是陜西師大畢業的，并且還是那個學校的老師，故向您冒昧地打聽一個人，不知道你是否認識？是一個叫高斌的中文系老師。您是否了解他的一些情況？我是他的兒子，他去世時我才兩歲，我很想了解他的情況……”
“他是我的恩師，也是同事啊！”我回復道。
“每當問我媽我父親的情況時，她不想多說，只是流淚……我媽年齡已高。我是不想讓她難過才找您的！”
“好，我給你說：我19XX年上二年級時，他給我們講《外國文學》，19XX我畢業留校，與他在一個教研室，工作了三年……”“請將他的照片發來，我想看看。”我飛快地在鍵盤上敲擊了這兩行字。
“好！我現在就發。”
“看過高先生的照片，甚慰。你心我知，無需多言。我會很快寫篇回憶你父親文章的！”
……
說罷，我的眼睛模糊了。可憐的離開父親、父愛的孤兒！可憐的不愿為兒子多講往事的孩子的母親！我能想象到一位背著悲傷母親苦苦追尋父親短暫一生蹤跡的孩子的心，是如何的沉重和急切。
我努力地追憶著，尋覓著。于是，一個個與高斌先生相遇、相識、相處的鏡頭，便若隱若現地從腦海里浮過……
神奇的講課
那是我踏入陜西師大校門的19XX年的初秋，一位中等個頭、顯得十分英俊、瀟灑的年輕老師，胳肘窩里夾個16開大的黑色講義夾，走進我們的教室。他掃視全場后，把講義夾往講課桌上一放，開始講《世界文學》（ 俄羅斯文學 ）課中的普希金。他口若懸河，吐字清晰，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當講過一個段落后，他說：“請翻到講義的第五頁，第九行。”隨著他的口令，響起了嘩啦嘩啦的翻頁聲。我朝講臺望去，見他直挺挺的站著，并不曾打開他那放在講課桌上的講義夾。少頃，又眉飛色舞地講了起來。我一邊聽他講，一邊看著第五頁講義，我驚奇地發現，他講的每一個字句，幾乎與講義上所寫的完全一致。
“神啦！”我被他講課的硬功夫所震撼。
“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這是我那時對他講課的印象和評價。他使我驚訝地想入非非：在我聽過的教授講課中，他的這一特殊功力，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了！
以后他的講課，每每如此。是一樣的夾著講義夾進教室，是一樣的合著講義夾講課，是一樣的口若懸河，叮嚀你翻到第幾頁，第幾行，是一樣的邊聽邊對，一字不差……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給你指導課外閱讀世界文學經典的一幕。
對著我們、但并不十分張揚的高斌先生，繼而講俄國的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自然也提及希臘神話、歌德詩章和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莫泊桑、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他說：“學世界文學，不能只在課堂上聽講，一定得閱讀作家們的作品，不然，你是學不到手的！”于是，在講完一個單元后就開了個長長的書目，要我們閱讀。于是，我們就跑圖書樓，借閱逐讀，形成了一個外國文學的讀書熱。我如今還保留一本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就是那時在新華書店買的。
正因如此，我才算正式入門，學得了一些有關世界文學的豐富知識。
使我異常羨慕的是，他在講課中有時用英語道出一個人名、書名，或物名，深感其英語運用之精，知道他是一位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又返回祖國服務于大學教育的學者，一位最年輕的副教授。
由于文史與藝術相通，高先生在講授歐洲文學的同時，不免也講到一些與作家有密切關聯的戲劇家、音樂家，這正好迎合了我的音樂所好，從而熟悉了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鮑羅丁、貝多芬、莫扎特、比才等作曲家的名字，還有《天鵝湖》、《伊萬· 蘇薩寧》、《魯斯蘭與柳德米拉》、《羅密歐與朱麗葉》、《茶花女》、《費加羅的婚禮》、《英雄》、《命運》、《田園》等戲劇、音樂名作。
高先生賜給我的外國文藝知識，是太多太多的'了……
去寶成路參觀
大約是19XX年的春季，陜西省高教局組織大專院校教授參觀正在修建的寶成鐵路工程，規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職銜的老師才可參加。在我的眼里，這是一種崇高的待遇和榮譽。由于高斌老師是副教授資格，自然在列。記得有王杰三、李玉琦、高汝淼等各系科的著名教授二三十人，睡的是火車軟席臥鋪，喝的是洋式啤酒，吃的是上等菜肴，住的是高級招待所。我是頭一次跟隨他們享受這一切的，好是幸運！
我們是學生，哪會有這種機遇？原來是學校教育工會特意組織了一個十來個人的文藝演出隊陪同前往的。其任務有二：一是代表學校對鐵路施工人員進行慰問演出，二是照顧老教授們，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給我分的任務是照顧年邁的王杰三教授，因高斌老師年輕，沒有派專人招呼，因我是他的學生，就不免也就照應著他。
當時春雨綿綿，行路不便，見他穿件土黃色的雨衣，在長長的秦嶺隧道，踏著枕木前行。他，不高的個頭，消瘦的面龐，披著淋了細雨、不大平整的頭發，默默地走著。給人的感覺是：快捷，干練，頗有毅力和耐力。參觀間，除了“偉大”、“好險”、“不易”的幾個贊嘆詞之外，沒有多少話語，與他在課堂上的口若懸河，形成了顯明的反差。
在“秦嶺隧道”前我們合影留念，他站在后邊，只露出了半個臉面，真實記錄了他那時小心謹慎，不喜拋頭露面的個性。
給我的印象是，學識很廣，卻少言多思；很有資格，卻不甚張揚。
三年共事
不知什么原因，對他19XX年當了“右派”，我竟沒有一丁點兒的記憶。也不知到底因何故而當了“右派”。到我19XX年畢業留了助教以后，才知道他是因系“右派”不適宜教外國文學而改了行的。我被分配至中文系“現代文學及習作”課教研組，見到他是異常的興奮，因為他早就是我二年級聽他講《世界文學》課時所崇拜的恩師，是我在心底里一直頂禮膜拜的一尊 “文神”。我很想與他攀談、請教和交流，可他總是不接話茬，默不作聲，只是趴在桌上聚精會神地修改學生作文。
別人都說他性格怪癖，不善言談，甚至投以鄙視、歧視的眼光，可他仍然如故，既不辯駁，抗爭，又不解釋、交流，似乎各類令他再難堪的屈辱，他都可以承受。久之，弄得我與他也拉開了一些距離。
對于他，大家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婚姻。四十歲的人了，只知埋頭工作，從不談論“終身”，一天弄得衣著不整，家室凌亂，每每談及，他總是用“不急”之類的簡語搪塞，不曾發揮。我想，這是“右派”枷鎖壓抑的種種惡果吧？
19XX年，我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參加在鳳縣山村的勞動鍛煉，一年與他未曾謀面，不知他那艱難的日子是如何度過的。
19XX年回校后，我又被調參加在禮泉縣農村參加社史《烽火春秋》的編寫工作，又是一年多沒回教研組。
當我19XX年初與高老師見面的時候，發現他還是那個老樣子，只是消瘦了一些。
印象最深的是，他嗜煙如命，總是一邊認真地批改作業，一邊拼命地連口抽煙，他的辦公桌上總是煙缸蒂滿、煙霧繚繞的。那時，是國家困難時期，紙煙是按量供應的，每人每月發煙票十張，可買十盒香煙。其中甲級（“海河”）煙一盒，乙級（“大雁塔”、“黃金葉”）煙兩盒，其余七盒是丙級煙。我留一盒“海河”煙招待客人，其余九盒煙票全送給他。月月如此，未曾減少。不料，這個小小的“敬師”之舉，竟使他感激不盡。記得當他握住我的手時，握勁是有力的，眼神是詭秘的，像是有許多話要對我訴說似的。我很理解他的處境，也很理解他的行為。
19XX年11月，我被調到陜西省音樂家協會工作，沒想到，從此，我倆就各奔東西，再也沒有見面。
揪心的思念
大約是六十年代末，我知道了高斌老師在他四十多歲娶妻生子的事，但也聽到了他在“文革”中自盡的噩耗。
可惜啊！我萬萬沒有料到，為我所崇敬的那尊“文神”竟會是這樣的結局！這樣的悲劇，使我思考許久，覺得他不應該走那條路。我是憐惜他的高才睿智和苦學精神的，像他這樣從國外留學歸來、在而立之年就已作了副教授的世界文學專家，那時能有多少呢？其精通英語和世界文學的高才，能有多少人可以與其齊肩并驅的呢？可是，那時的悲慘境遇，卻無法使他不那樣走。
他走時，才49歲。若果他還活著，也許會是一位后勁勃發的著名作家，或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藝理論家，會有很多的文藝理論著作出版，而他也肯定會成為與我很能談得來的良師益友，我也一定會從他那里學到好多好多鮮活的知識。但是，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已經定格在他那“副教授”的低微職位和走向死亡之路的所有事象的了……
他死時。兒子只有兩歲。我無法想象他所留下的一對“孤兒寡母”，是如何苦熬過來的……
前幾天，高老師的兒子，攙扶著八十五歲的老母親，從河南特來西安看我和他父親的另外兩位同事——作家閆景翰（候雁北），劉成章。
當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母親張淑卿老人已經是泣不成聲、淚流滿面的了。她哭訴著說：丈夫走后，她多次想到“死”，只是留下兩歲的孩子咋辦？硬是苦苦撐了幾十年。她不斷重復道：“我與老高都是事業型的人，我在河南任一個小學校長，一直沒有調到高斌身邊，如果調到西安的話，就不會發生那個悲劇的了！”
我能體會到她那后悔、自責的心情，為安慰她，我轉了話茬，說了她兒孫的事。才知道那個在網上與我對話追尋父蹤的“善待一切”，真名叫高在元，今年已五十歲，他航院畢業后，在鄭州高新區某熱力公司搞財務工作，兒子24歲，也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了。說了這些，師娘張淑卿老人才轉憂為喜，寬慰地笑了。
而我，卻浸沉在對高斌恩師的思念之中，是揪心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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