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冬日的一個早上，和煦的陽光灑在我的臉上。因徹夜準備轉天的高考，凌晨我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猛然醒來，發現要遲到了！久違的大學夢就這樣離我遠去了嗎？我心急如焚，匆匆來到設在南開中學的考場，面對考題，腦子里一片空白：這道題，我好像在哪本書里見過；那個題，我在輔導課上好像聽過……畢竟我離開課堂已經7年了！

　　“文革”開始時，我正上小學四年級。1970年初中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天大技工班讀書。說是讀書，實際上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事訓練。好在學校圖書館還有書可讀，那時能讀到的書有《艷陽天》、《人望幸福樹望春》、《桐柏英雄》等。往往一個同學借到一本好書，其他同學便爭相傳閱。中外名著那時都被稱為“封資修”而被封存，關系好的同學便私下里相互借閱。一次，我頭天借到一套兩本《斯巴達克斯》，白天看不完，夜里躺在宿舍床上，打著手電筒繼續看，因為同學僅借給我兩天，只能囫圇吞棗似的快翻。我被書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深深吸引，也為書中浪漫的愛情故事是否毒一素而心懷忐忑。為尋覓一本好書，我頻頻光臨文廟和勸業場古籍書店。在文廟，我無意中買到《文心雕龍》很是興奮，卻又看不懂，便找本《新華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硬摳；在勸業場，見到一套《安徒生童話》，我便掏出所有的積蓄將它買下，盡管它占用的是我的伙食費。

　　后來我留校辦廠當鉗工。每個車間都分得四塊黑板報，我作為車間一團一支部宣傳委員，便以此為陣地，利用工作和業余時間名正言順地練習寫文章。那時，我想發表文章的意愿很強烈。即使是領導要求我們出“批林批孔”的黑板報，我也會認真閱讀批判材料，以掌握寫作要領，并抄寫其中華麗辭藻……

　　第一天高考終于挨了過去，我想以前總埋怨國家不給高考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我卻心存壓力，怎能考好？第二天，我提前來到考場，冷靜思考，舉一反三。從得知恢復高考，到準備迎考，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學習時間。說是“學習”而非“復習”，是因為僅上過四年小學、二年初中、二年技校的我，還沒有系統地學習過一門知識。拿地理知識來說，是我姨用一下午的時間填鴨似的灌給了我；而數學課則是在技校上的……

　　那時高考輔導材料少，又沒錢買，只好到處借書看，憑借記憶中的閑雜書等將知識融會貫通。高考前，各夜校、各中學晚上都為本校考生開設高考輔導班。我便今晚去九十中，明晚去和平區房管局夜校，后晚又去新華業大輪番“蹭”課聽。

　　我比別人面臨著更大的壓力：我是唯一調到學校校刊工作的，周圍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若連高考關都過不了，有何臉面去見同行？

　　高考總算結束了，比如數學題，我哪道幾乎都會做一點兒點兒，最后考了33分，也正是這些分救了我，因為我的“70屆”同胞的數學考分大多為零！

　　高考不久，我接到了錄取通知書，這意外的驚喜令我呆愣很久，眼淚刷刷地打濕了那張不同尋常的紙。

　　大學畢業后，我更加努力地讀書與寫作，到現在已在《今晚報》、《北京晚報》、《天津日報》、《知音》、《家庭》等報刊發表了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還發表了60余篇學術論文。我1994年加入了天津市作家協會。為了多做些有益的事，我又自學了心理咨詢方面的大量書籍，為有心理障礙者解決了許多心理問題。從此我更深信：書到用時方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