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說長也長，說短也短。說時光長，是因為心中有所期待；而說時光短，是因為心中有所眷戀。無論是期待、還是眷戀，都是心中無法抹去的牽念。

　　人，是最擅長回憶的。如果說是回憶，似乎不太確切，應該說，是烙在心中的影像，也不是烙，它是隨心生長的。即使是用一輩子的時間，都無法將它削掉。除非是換了一張皮，如果心也有一層皮的話。

　　因此，就經常思想蘇東坡居士的一首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怎么就認不清“廬山真面目”了呢？是因為霧，還是因為沒有站到山的最高處？

　　也許都不是，之所以看不到廬山的真面目，是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難道又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所以才無法看清廬山的真實面目？而那屬于我的思想，曾經迷茫過、郁悶過，但沒有喪失過。有時，我甚至暗自慶幸：此乃不幸中之萬幸也。

　　記得智利作家巴勃羅.聶魯達在他《初訪中國》的散文中，中國人給他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笑的人。他們笑著經歷過無情的殖民主義，經歷過革命、饑餓和屠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他們更懂得笑。中國孩子的笑是這個人口大國收獲的最美的稻谷。

　　不過，中國人的笑有兩種。一種是麥色的臉上自然燦爛的笑；這是農民和廣大人民的笑。另一種是瞬息萬變的虛偽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隨時貼上，也可以隨時撕下。……”

　　這是巴勃羅.聶魯達于一九五一年，從莫斯科到中國來為宋慶齡先生頒發“列寧和平獎”的時候的記敘。

　　六十六年前，一個外國作家一眼就認識中國廬山的真面目，真了不起。而六十六年后的今天的一個中國人，卻無法認清本國廬山的真面目，且還要借六十六年前一個外國人的一篇散文來認識廬山真面目，這是多么的悲哀啊！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其實，蘇東坡先生早于九百三十三年前（1084年）就點明、點透了廬山的全貌，不是自己不識，之所以“不識廬山真面目”，是因為“身在此山中”的緣故，能怨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