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一歲那年，奶奶去世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會夢見她，她一直在我心中的某個角落。

　　奶奶是老外婆最小的女兒，奶奶讀了女子師范，然后執教，20多歲挑中了爺爺。爺爺祖上是挑擔子挑出來的大地主，而受了新式教育的爺爺也是縣中學的教書先生。

　　張家大院，解放后成為鄉政府等機構的辦公場地，那是坐落在張家大堰堤的一座古老宮殿，背靠小坡。院前是寬闊的壩子，壩子里有幾棵高大蒼翠的古樹，花開花落，年復一年。大院門前有一對咧嘴而笑的石獅子，拾級而上是高大的門楣，掛著祖上哪輩人的牌匾。大門兩邊是兩根合抱的柏木柱子，和整個外墻一樣呈暗紅色。進得大門，眼前是一個四合院，四檐瓦當有麒麟和五彩云浮雕，兩邊是走廊和廂房，面前是深深的庭院。穿過院子，上了寬寬的石梯，乃是高大的正堂。正堂右邊有窄而長的走廊，沿走廊排開一路廂房；正堂左邊通過一道精致的圓門，是一個別有洞天的院落。大院雕梁畫棟，檐牙高啄，廊腰嫚回，錯錯落落。

　　奶奶當初就是被八抬大轎抬入這個院子的，一同進門的還有幾十抬嫁妝，沉香雕花大床、尺寬的踏凳、香樟衣柜、黃花梨座椅、香枝書架、鴛鴦錦被。

　　年華似水，冬去春來。一夜間，張家大院的祥和與寧靜消失殆盡。爺爺34歲那年倒在三尺講臺再沒起來，留下奶奶和三個孩子。當時伯伯九歲，爸爸六歲，姑姑才四歲。

　　屋漏偏遭連夜雨，頂梁柱倒了，大饑荒來了，一雙手要養活四張嘴！奶奶瘋狂尋找一切可以吃的東西，喂到咕咕叫餓的孩子嘴里。餓急了的年幼的伯伯跟著人到遠方討口去了，年幼的爸爸則承擔起從他外婆和大姨家背糧回來的任務。

　　然而更大的風雨隨后來臨。文革開始了，張家被趕出祖上的大院，家當被沒收，奶奶被戴上高帽推上批判會，三個孩子在臺下撕心裂肺哭泣。站在奶奶對面的是所謂的“紅五類”，他們趾高氣揚，猙獰惡狼狀，打翻你的一口稀飯，“喂狗也不給你吃！”奶奶只能啞然。

　　兩個孩子在饑餓中慢慢地長，面黃肌瘦，生命脆弱得像風中的燈草。有一次，父親餓暈過去，奶奶急瘋了，跑到后山尋了把南瓜花，讓父親活了過來。那南瓜花連莖是能吃的，記得小時候媽媽炒過好幾次，炒得油油的，我覺得挺好吃。

　　年華似水，冬去春來。奶奶靠著一雙靈巧的手給嫁女的東家繡鋪蓋枕頭，給死人的西家剪紙糊紙花紙傘，再加上娘家人地接濟，基本把孩子拉扯大了，伯伯也回來了。父親長到十七歲，體重有了六十多斤，猴小膽大，他開始想以后的前途。在社員大會上，他提出要出去學手藝掙錢，每年向村上繳錢抵工分。這是破天荒的一個想法，無異于異端邪說，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他同村干部吵起來。奶奶害怕地哭起來，娃呀，你怎么能跟干部吵啊？不讓出去就莫出去啊！但是倔強的父親堅持闖天涯去了。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經過多少次斗轉星移，春天的小草徹底沖開冰雪萌發出來，徑直生長。爸爸有了媽媽，媽媽有了我，而奶奶老了。

　　奶奶是個豁達、溫和的老人，皮膚白凈。她總是穿著用米湯漿洗過的衣服，春秋天腳上換來換去不過是黑色的平絨布鞋，沒有一絲灰塵；她知書達理，受人歡迎，幾乎每個從大門口經過的人都和她熱情地打招呼。

　　奶奶有挺多愛好，她背著小竹兜裝上香蠟紙錢去廟里拜佛，帶著眾人誦經。她還戴著老花鏡看古書、看川劇，也常唱戲哼歌。“教我唱歌吧，奶奶。”她于是教我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好姑娘，人們走過她的身旁，都要回頭留戀地站望。你那美麗的笑臉，就像那紅太陽。”奶奶是那么的輕松快樂，仿佛她就是歌中那個美麗的姑娘。她不跟我講她在那苦難的歲月里都經受了些什么，也從不抱怨什么。在她臉上我只看到平靜和安詳，那些年月帶給她的委屈和苦難，早已消融在她額上那深深的皺紋里了。

　　某一天，一個高大的老頭突然走進我們家，“這是屋前那棵梨樹結的，樹老了，結得越來越少了，請你們嘗嘗。”他遞過來一網兜黃梨，熱情卻猶豫地說道。奶奶接了，說了聲謝謝。父親后來對我說，他就是以前生產隊的隊長，當時狠狠欺負奶奶母子的人，他給的這梨子在隊里是出了名的甜。

　　某一天，奶奶走了。她躺在棺材里，道士誦經為她送別在這人世的最后一程。這時，又是那個老頭奔進來，笨拙地跪倒在奶奶的棺材木前，老淚縱橫。我想，奶奶一定早原諒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