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身體上好的記者，雖然我從沒有上過大醫院，從來沒有遭遇過給大夫塞紅包的事，但，我比普通老百姓更痛惡這種風氣，因為我是個記者，我并不因為自己身體好，暫時求不上大醫院的大夫而姑息他們（當然是指部分那樣的人），我還寫過一篇雜文，猛烈地抨擊過。

　　事情終于輪到我了。但，那是我自愿的。

　　妻子十月懷胎，一夜肚痛，我和母親急忙把她送進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醫院。正是熟睡時分的產科大夫被值班人員叫醒，接收了我們，這是個并不怎么漂亮，但挺有內涵的姑娘，她揉著睡眼，叫我出示工作證辦理住院手續，我的工作證暴露了我的記者身份，她抬眼看了看我，笑了笑。我妻子被她扶進檢查室，又遇到了一個意外——居然和大夫是老家縣城同一條街上的鄰居，只是不相識而已。這樣一來，氣氛就變得格外親密起來，令那些值班護士瞠目結舌。我本來準備體會一回“入院初，看臉色，住院后，撿氣受”的滋味的，看來沒機會了。

　　當日上午，女兒呱呱落地，產房門一開，我和母親迎了進去，那位大夫口里“恭喜”著把啼聲正亮的兒女遞給我時，我遵照母親的吩咐，把一個100元的紅包塞避了她的白大褂兜里。母親說，接生不是看病，接生的人是上天給你送來的貴人，應該備禮相謝。

　　晚上，她來查房，噓寒問暖，極為細致。她走后，我妻子從小孩的布包里發現了一個紅包，并且，原封不動正是我所送的那個。這樣弄得我們面面相覷，不知怎樣才好。我心里想，會不會因為我的記者身份或礙于老鄉的關系不便收取呢？但這是我自愿的，并且是表示謝意的紅包，哪怕是再廉潔的醫生都不應該推辭呀，換句話來說，推辭了這個紅包，并不一定就能證明你的廉潔呀，不是來投“試金石”的，我只是一個產婦的親屬，一個新生兒的父親，送上的是誠摯的感激。

　　在醫院的第二天晚上，大夫照例來查房，手把手教我的妻子給小孩喂奶。此情此景，令第一次進醫院陪媳婦生產的母親十分感動。母親示意我把紅包給她，然后守在病房的門口，等大夫一出門，母親就拉住了她，一番推搡，我聽見了大夫的話：好，阿婆，我領了。

　　紅包送出去了，母親象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走路生風，坐下來她就夸這醫院的醫生、護士、衛生條件多么好。

　　第三天下午，我們出院，我把東西物件搬上了車，才扶我妻子下樓，待我們要上車時，大失笑吟吟地追出來，逗了一會母親懷抱里的小丫頭，然后把一個紅包塞到她的襁褓里，說：阿姨給，阿姨給……紅包又原封不動地回到我們手上。

　　這件事只愿意這樣去想：本來她可以按往常慣例，心安理得收下我們的紅包，但她考慮了幾層關系，經過權衡，還是決定不收。但是，我不免又對自己這個想法感到汗顏，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事情原本應該是這樣的：這位大夫歷來就沒有收受紅包習慣，我和妻子的雙重身份讓她十分為難，難就難在怎么拒絕這個問題上，她怕因為她的拒絕會造成我們另外的想法，所以一個紅包就這樣被退來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