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學校食堂吃早飯，看到坐在對面的阿根老師白襯衫上扣著紅紅的校徽，我隨口說了一句：“學校要求佩戴校徽，可我的校徽不知放到哪兒，找不著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阿根老師說，你不用找了，我這個給你，我家里還有一枚。說著他就隨即把胸前的校徽摘下來，放到我的面前。

　　事兒雖小——贈送一枚校徽而已，但可見同事情誼。由此，我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是1997年，一場不幸降臨到我家中，我愛人動了一次大手術，術后發現病情嚴重，還需轉到上海治療。那時，我愛人才三十多歲，年紀不算大，兒子才五六歲，上幼兒園。愛人的病能治好？去上海治病兒子又丟給誰？想到這些扎心事，我整個人幾乎要崩潰。

　　同事教英語的季老師聽說我們要轉院去上海，第二天，他就把我從市人民醫院的病房悄悄喊出來，一邊塞給我一個牛皮信封，一邊對我說：“漢江，我們是同事又是鄰居，你們去上海要花錢，這里有三千塊錢你先拿著用。”說實在的，當時確實差錢用，眼前同事的三千元前真可謂是雪中送炭。我很激動地收下了季老師的牛皮信封。那時讓我犯愁的還有一事：如何去上海。如果坐公交車，大手術剛剛不久的病人，一坐十個小時，受得了嗎？同事教語文的季老師，他得知情況，請朋友幫我安排了一輛救護車。又是同事，好像老天有意安排似的。于是后來，我愛人躺在救護車內，七個多小時就平穩地到達了上海腫瘤醫院。

　　我們在上海度過了“六一節”、“中秋節”。“六一”期間我們十分想念兒子，與兒子通電話之際得知：我們的三位同事帶著玩具、食品等禮物去我兒子的外婆家，看望了我的兒子。中秋佳節我們十分想念家，想念家人。記得中秋前夕，王蘭老師特地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托人捎給我們，還有很多同事在上面簽了名。信中王老師鼓勵我愛人戰勝病魔，早日康復。說“不要流淚，流淚沒有用，要堅強，這樣才能早日回家，早日回到工作崗位”。樸實的話語，親人般的關懷，給我們送來節日溫暖、強大的精神慰藉。時至今日，此事我們仍然銘記心間，時常回味咀嚼。

　　說到同事情誼，不能不提及書友老師。書友老師喜歡讀書，發表不少論文。我曾寫一篇關于大雁的散文，寫好后請書友老師幫我看看。書友書友，真夠朋友。他不推托，并就文章的開頭、語言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見，還跟我說說平時讀一些優美散文會得到美的享受，鼓勵我朝這方面努力。根據書友老師的建議，我對文章進行了斟酌修改，后來那篇文章居然在一家晚報上得以發表，我欣喜異常。現在我還時常寫一點小文章，也時常想起書友老師對我的指點。

　　80后小李同事，為我申請電子郵箱、QQ以及博客，使我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電子信息交流工具，讓我在人群中感到電子時代的我尚不太“落伍”。現在若需向外發送稿件，點擊幾下鼠標即可完事，少了許多跑郵局投遞之苦，而這些自然要感謝同事小李了。

　　同事給我的幫助，從物質到精神，無所不在，對我的影響甚大。更有甚者，我的愛人也是以前的同事幫我牽線搭橋而成的。同事同事，同而生情，同情生緣。我的同事還成為我兒子的老師。說到這，我心中不禁滋生這樣的感慨：今世若無同事幫助，恐怕此生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