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漫漫旅途中，人們總有一、二件或大或小、但卻能值得永生記憶和珍藏的事情——正如我那個曾讓人備受“洗禮”前后的苦悶煎熬之七月之夜……

　　1978年我年滿十八歲，這正是年輕人愛作夢、常作好夢的美好青春之季。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卻自愧生不逢時。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從來世后就經歷了幾年“特別困難時期”：沒有吃的，常靠摘野菜和山果充饑；入冬了，也往往只穿著破舊的單衣，難以抵御刺骨的寒風冷雨；甚至六、七歲時該上學了，卻因交不起那一元多的學費而被拖延——直到九歲總算能滿懷喜慶入了學，但那時的學校不是大搞“批林批孔”、就是半工半讀，而實際上課學習的時間少之又少；有時，雖然人坐在教室里，但心卻飛往村旁屋后，或野嶺里摘果、或河畔中抓魚捉蝦……如此亂世和紛雜的環境，學生們如何能安心好好學習、又怎樣造就出治國安民的“學子”？——不言而喻，七八年高考時我終于落選了。這年正是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二年，雖然在錄取分數上有所放寬，但據說離入圍線還有十多分之距呢！

　　這年的七月、漫長的三十天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過來的。只知道，盡管于人前時有幾聲歡笑樂觀于形，但過后、暗地里卻有太多的羞愧和無奈！畢竟是十年呀！十年的汗水白流和雙親們十年來的“望子成龍”之拭目以待呵！如今終化為泡影，此種心理談何平衡？又何以能讓自己樂觀得起來？落了榜，就意味著失卻了由校門跳進城門的機會，也將注定在農門里滾打一生一世。“還是老實安份地修整我們家的‘地球’吧！”家人幾次“開導”我說——實際上，這既是我無奈的自怪自責，也是我無奈接受父輩“嚴加管教”的唯一路徑。終于在一個異常平靜的早晨，我扛起鋤頭，跟著社員們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