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初夏時節，一個平常日子的下午，天氣還沒有熱起來。我坐在電腦前不知是寫一篇短文好還是將那些未完成的文字端詳一番。電話響了起來，是一個遙遠的但并不陌生的聲音，“是李平易家么。”“是的”。“我是遲子建……”

　　我很是意外。以為她到南方來了，但其實是在哈爾濱家中。她的聲音仍然那么清亮又帶著哈爾濱人的磁性。她開玩笑地說突然想喝新茶了，就想到向我要一杯新茶喝。可是我的電話號碼改了，找到我也并不順利。想想也是，茶季已過了，想必那時她就打過電話，但沒找著。其實她主要是告訴我我寫她的一篇印象記《遲子》作為附錄，她將其收在了新出的一本選集里。書是去年年底出的，“很多人都看到了。”這很多人當然是我們共同認識的人，也就是當年的同學及老師吧。這件事和接到她的電話同樣意外。這么長時間了，我居然一無所知，真是太孤陋寡聞了。

　　我寫她一篇印象記純屬偶然，因為我說過不會寫她（好幾位當年的男同學卻都讓我“賣”了換酒錢）。事情要從2001年5月說起。當時我準備接編在省內口碑不錯的“新安花雨”副刊，早先我曾協助學開在這個版上辟過一個“安徽作家之窗”，我想把這個“窗”擴大到全國，正好合肥的趙焰也想請我幫助約一些省外作家寫稿，于是我們打算“聯動”。遲子建的散文是相當出色的，人緣和口碑也很好，通過她也許可以約來一批名家之作。于是就向她約了稿。但是在合肥見報時，遲子建變成了遲子健，我有些難堪，因為我知道她在乎自己的名字，在幾年前的一起官司中，書商將她名字弄錯是訴訟的內容之一。于是就寫了一篇算是為她“正名”的短文投給《新安晚報》，寫得很是隨意，也沒好意思同她說。日韓世界杯將開始時，趙焰邀我在他的報紙上開一個評球專欄，盲目答應下來，臨到要開筆卻有些惶惑了，抓耳撓頭，想到遲子建寫過幾篇有關足球的妙文，還客串當了一回記者，為當時青春而又清純、人氣很旺的足球解說員黃健翔做過一個專訪。或許她也正答應著給人寫文章呢，何不問問她？于是打了一個電話。正好她在，于是調侃起來，因為她的丈夫是家鄉的地方官。我竟然沒有感覺到她聲音的異樣。她聽我說了些話后，問清我是在家里后，聲音喑啞地說家里出了些事，丈夫出了車禍。其時我仍不以為然，直到她說出剛回老家“處理后事”回來，我才仿佛有些明白。擱下電話，想想自己開始說的調侃的話，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她結婚才數年呀。第二天，我找出那張剪報，給她寄了去，因為這時候任何安慰的話都是多余的。直到那年年底，在和北京一位老師的通話中才較多地了解了一些遲子建喪夫的細節，從網上找到了她發在《文匯報》被多家報刊轉載懷念亡夫的散文：《尼亞加拉的彩虹》，那是一篇泣血文字，很是感人。我想和她聯系，聊上幾句，可是想想自己那回她在極度悲痛之中我說的不成體統的話，又失卻了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