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狂與玩樂家

　　十八歲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書蟲亦玩家》的文。當時一心想著升學，感官閉塞，渾不知所謂的書蟲其實就是教輔奴，玩家什么的也就周末去唱K，趁著家人疏于監督的空子與天南地北的網友胡侃，表面上樂趣無窮，實則無聊得很。

　　那時的我還有一點小文藝，耽溺疼痛系的嬌柔文風，奢侈地行書萬字寫就一個個憂傷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一半后來我再也沒看過，而另一半又總是在我猝不及防的時候出現惹得我一臉通紅，一如讓一個中年人去直面他年少時所做的傻事。要知道，疼痛也好，悲傷也罷，為賦新詞強說愁是二十歲的我最不齒的人生態度啊。

　　如果說十八歲被普遍看成是一個人幼稚與成熟的分水嶺的話，我就是滯后的那一撥，我的蛻變真正開始是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在二十歲的某天，書吧里，身邊坐著的中年人全然不顧周圍人的白眼拿著電話絮叨，他是多么的懷才不遇，老板們都有眼無珠，他的薪資與自己的期望多么的天差地遠。這一幕深深的刺激了我，他嘮叨的樣子明明可憎卻隱約是多年后自己的翻版，我也是這樣抱怨世界的吧!也是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要與之前整天抱怨和眼高手低劃清界限，做一個腳踏實地對家人良善無害的好青年，于是我自告奮勇做了一名超市的促銷員，只為弄清楚錢為何物，我不相信書上寫的，我要自己去體悟。促銷員的工資每天四十，一連幾天站下來，回家的路上疼得我腳跟不敢沾地，或許是腳痛的記憶過于深刻，以至于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但凡有想買的物件，我都會條件反射般的用物件的單價除以四十，得出物件價值與促銷一天辛苦程度的比例。

　　結合我對錢的認識和自身興趣愛好的考慮，二十歲的我給自己提出了既要做工作狂也要做玩樂家的期望。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看過身邊太多沒有把二者很好割裂的人工作的時候一心想著玩樂，玩樂的時候又牽掛著工作，最后兩邊皆不滿足，永遠不快樂，我不要這樣。當我是工作狂時，我就是那顆辛勤運轉的螺絲釘，幾乎是用音速積攢錢財，然后這些錢帶我去到一個個向往已久的圣地，感受當地青年旅社的親切，搖身一變我就成了個再不去想工作的玩樂家。除了旅游，玩樂家還有一個玩法就是給心儀的藝術品埋單，可能是看一場小眾的話劇，抑或是拍下一張十幾本書的訂單。

　　“我要掙很多錢就是為了能愛得起流浪漢”一個深愛的作家如是寫道。二十歲的時候，我讀懂了作家的驕傲。效法她，我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以確保玩樂家的那部分生命更加純粹，如果他愛我也不會因為需要養我而泯滅了理想主義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