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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厚重的二十四史所記述的正史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個更為龐大的歷史記述---《地方志》。這些有關(guān)地方的記載或存在地方歷史敘述中，或存在于歷代文人的私人記述中。正如歷史有正史與野史之分，究其本質(zhì)還是在于江湖與廟堂之分。
在《宮崎市定人物論》中提到循吏代表人藍鼎元一節(jié)時，對于何謂循吏，還在于藍鼎元私人文集《鹿洲全集》中。藍鼎元，字玉霖，別字壬庵，號鹿洲。《鹿洲全集》包括鹿洲初集8冊，東征集3冊，鹿洲公案2冊，棉陽學(xué)凖3冊，平臺紀略1冊，脩史試筆2冊，鹿洲奏疏1冊，女學(xué)4冊共計24冊。從往昔的評價來看，其中《東征集》、《鹿洲公案》、《平臺記略》、《鹿洲奏疏》是相當(dāng)有價值的記錄。而以上四冊書中又以《東征集》與《鹿洲公案》最有盛名。相傳《東征集》與《平臺記略》是晚清臺灣巡撫劉銘傳的精讀書目。
但我在這里要推崇的確是《鹿洲公案》這本小書。更為具體的說法是，這本書不僅僅是大清律例的具體實施案例寫照，也同時是藍鼎元在粵地任職時對潮州府風(fēng)土人情最直接的觀察。《鹿洲公案》與我們熟知的《包公案》、《施公案》大不同，與這些街頭市井演義對比起來，《鹿洲公案》是作為地方法律實施者的記錄，《鹿洲公案》所羅列的民事或刑事案件，更接近真實故事在真實時間里的本來樣貌。
清雍正五年（1727年），藍鼎元經(jīng)薦引朝見雍正，是年秋，藍鼎元被任命為普寧知縣。后調(diào)任潮陽。不論普寧還是潮陽，均地處閩粵交界之處，素稱難治之地。且在藍鼎元之前，該地已有四任地方知縣被彈劾入獄。雍正六年（1728年）藍鼎元也因事遭人彈劾，奉旨革職入獄。《藍公案》一書即是藍鼎元在被劾罷職后。在獄中把治潮十四個月所經(jīng)辦的典型案例追記成書，資政惠人。后有人作序評價說：“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孝肅遺風(fēng)，每當(dāng)疑獄難明。虛公靜鞫，似別有鉤致之術(shù)。雖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能難，吏責(zé)不能服者，一見先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而畢輸其情”。《藍公案》之后稱之為《鹿洲公案》。
這里還值得一提是，藍鼎元在雍正六年（1728年）奉旨革職入獄，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秋獲釋，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病逝于廣州知府任上。彼時藍鼎元距離接任廣州知府還未滿一個月。從藍鼎元的個人經(jīng)歷上，可以看到藍鼎元不足一年的知縣經(jīng)歷，為個人帶來了三年的牢獄生活。而藍鼎元在《鹿洲公案》中所記載的事項皆是從“治獄”的`角度出發(fā)的。他可能未曾想過自己也會成為“治獄”當(dāng)中的一員。
宮崎市定在講述藍鼎元作為循吏代表人這一主題上，基本上是依據(jù)《鹿洲公案》中所展示的藍鼎元。但是在《鹿洲公案》中更為值得一看的是這些“治獄”案例中所反映的地方生活百態(tài)。中國歷代讀書人在進入廟堂前后會產(chǎn)生巨大的變化，作為田間讀書人而言，四書五經(jīng)八股是其研習(xí)的主要內(nèi)容，而位列朝堂之后，掌握獄訟則是必須要具備的能力。《鹿洲公案》不僅僅是地方生活的寫照，也同時是《大清律例》的寫照。從現(xiàn)代的角度來看，《鹿洲公案》也是士大夫這一群體的生活寫照。在《鹿洲公案》中所展示的地方生活，即便時至今日，也依然可看到其遺跡。
宮崎市定在拋出了《鹿洲公案》這本書之后，對于藍鼎元的敘述也就戛然而止了。我想宮崎市定可能更想讓人通過這本小書去認識藍鼎元這個人。而通過藍鼎元在個人生平，作為循吏代表人，藍鼎元也的確做到了“循而治之”這一原則。
也正是在這樣的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有關(guān)“吏治”的種種艱難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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