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荊楚往事雜文隨筆
據說那條河很小，臨近洞庭湖才聽得見漁歌晚唱。可它的容量實在驚人，淺淺清流，容納了一個絕大的身影，粼粼波紋，駐扎了一個不屈的靈魂，汨汨水聲，傳揚了一個泣血的故事。兩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羅江懷沙沉水，漁民們獲訊趕來營救，詩人已經不見蹤影了。悲痛的人們一面繼續打撈，一面撒下自己當做口糧的粽子，以免魚蝦損壞詩人的遺體。詩人死去，愛國主義從此滋生，潛入炎黃子孫的血脈里。
在屈原之前的幾千年里，有沒有愛國主義呢？
試想一下，千百個小國旋生即滅，叫人怎么去愛？小國寡民，說愛國，莫若說愛鄉更確切。那時，只要天子發話，老弟，你帶幾個人到東海建一個國家，于是一個新國家就出現了。沒有天子發話也行，只要你拉一個或者幾個三姑四姨，去向天子進貢，你也有了一個國家。楚人是華夏族南遷的一支，和當地土著融合而成，與周天子沒有血緣關系，其頭領去鎬京進貢了幾把茅草，也得到五十里封地自成一國。小國滅亡更簡單，一個武士就可以揚言，老大，給我一百人，我去滅了某國。于是某國就不存在了。晉獻公擔心虞國、虢國聯合抗晉，假途滅虢，好玩一樣就吃掉這兩國。
幸而還有一個天下共主，還有興滅國、繼絕世的傳統，分封制才能大體無憂地延續下來。不過，這種優雅的貴族禮儀不可能時時奏效，國家利益總是排在天下利益的前面。一些大國，通常都是滾雪球滾大的，吞并小國不過是吃開胃小菜，大國爭雄才是正餐。楚國滅隨國，就是看中其境內的銅綠山，銅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打敗隨國，收其為附庸國還感到取銅不方便，不多久干脆劃進楚國版圖內。
那時的愛國主義在哪兒呢？除了戰爭中死人，沒有人為滅亡的國家殉節。國君死社稷一說，屬于貴族禮儀的范疇，是國君應有的擔當。雖然有一個共擁的朝代，卻虛化成了天下。在大家眼里，只有超越了列國的天下，才值得去愛，才值得去捍衛。這也屬于禮儀的范疇。一旦游牧民族入侵，諸侯之間的戰事就立刻停下，同仇敵愾，共同保衛華夏衣冠。當這個民族接受了華夏禮儀，再來侵犯，就成了諸夏的爭霸之戰。除了當事國，誰也不會操這個淡心了。
這是愛家鄉，也是愛天下。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他有一只腳滑進了戰國，所以他可以站在道義的高度，鳥瞰已經逝去的時代。這是人所站的位置不同，而產生的視覺偏差。鳥瞰歷史，會覺得眾山矮小。如果是仰望歷史，又會覺得烏云壓頂。尊王攘夷的春秋之戰被他視為不義，滅國如炒豆的戰國兼并戰爭，在他眼里可能更為不堪。溫文爾雅過時，叢林法則降臨。可惜孟夫子看不到，更可惜的是屈原不僅看到，而且親歷這一段刀山血海的煉獄。最后難以忍受痛徹肺腑的折磨，提前離開了人世。
一種思想的誕生，首先要在先驅頭腦里滋生，然后由知識階層的推崇，最后才被大眾所接受。古代的知識階層叫做士，士人的覺悟才是民族覺悟的先聲。
那時的士人在干什么呢？
在先秦，楚才晉用非常普遍。作為掌握思想武器的知識階層，畢生都在尋找施展個人才華的平臺，哪個國家能用他，他就騎著毛驢屁顛顛往那里趕去。一代兵圣孫武是齊國人，在吳國找到用武之地；另一個與孫武齊名的兵家吳起是衛國人，一生任職魯、魏、楚三國。改革家商鞅也是衛國人，在秦國大顯身手；謀略家伍子胥是楚國人，率領吳國軍隊差點滅了楚國。最著名的孔子，出生于魯國，在魯國政壇上不得志，就帶著一眾弟子去周游列國，說服各國君主，以推銷自己的仁政學說。老子更出格，騎青牛出函關，跑到天下之外去尋道了。
不要以現代目光看待此事，他們的胸襟其實都很開闊。諸子百家，沒有一家是為一家一姓服務的，他們的眼里只有天下和蒼生。天下即文明開化之地，蒼生指所有的華夏子民。他們的祖國，也不因他們曾經為敵國效勞而另眼相待。比如縱橫家張儀，在秦國為相，破壞了魏國和其它五國合縱抗秦的方略，晚年回到家鄉，魏國國君仍然請他擔任國相。即使在苛刻的后人眼里，對此也沒有大驚小怪，反而認同他們的觀念。比如伍子胥，出生于楚國貴族之家，因受冤逃到吳國，帶吳國軍隊攻打楚國，并且挖開楚平王陵墓鞭尸。如是行為，宛如后世的漢奸。司馬遷也對此不滿，卻又認為伍子胥不拘小節，能忍受屈辱，最終為父兄報仇雪恨，是真正的.英雄。
愛天下的士不愛國，因為國字是四面圍墻，堵住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志。只有屈原是個另類，憂國憂民，最終卻被自己深愛的祖國拋棄了。
魯迅認為屈原是賈府的焦大，他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中說，“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魯迅到了生命的晚年，在《從幫忙到扯淡》中又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
這評論有點刻薄，對后世景仰的詩人不很公正，卻道出了屈原愛國的苦情：即使受到再大的冤屈，也對生養自己的國家不棄不離。愛國主義不是在聊天室里高談闊論，而是一種掏心挖肝的悲情劇目。如蘇武，在冰天凍地的北海牧羊，十九年沒有放下使節杖。如張自忠，頂著漢奸的罵名，依然沖殺在抗日的最前線。聞一多的詩揭示悲情更透徹：有句話說出就是禍，有句話說出點得著火……咱們的中國！哎，愛國，在很多時候是有罪的。
作為愛國主義的萌芽，為什么偏偏產生在屈原身上？
因為，他有作品。
因為，他的作品有思想。
因為，他的作品有憂國憂民的思想。
作為歷史上第一個以文人面目出現，并在作品里淋漓盡致表達出愛國情操的詩人，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損害楚國的利益，這是他難以忍受的。于是詩人的感情猶如火山爆發，迸射而出，鑄就出積忿幽深、摧人肝膽的長篇詩作《離騷》。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字里行間，充滿忠怨之情。最使他感到難受的，是他目睹祖國的日趨危亡，而自己卻被剝奪了報國的機會。做為一個“忠而被謗”，愛國獲罪，眼看時局糜爛而又救國無門的人，該是怎樣的激怨。
然而，這還不是愛國主義產生的關鍵。
關鍵在于，是時代的需要。在屈原200年之后，發祥于楚地的漢帝國推出了屈原、推出了楚辭、推出了忠君愛國的思想。愛家鄉、愛天下的傳統轉變成愛國主義，此時才有了合適的土壤。士大夫眼里的天下觀雖然沒有消失，但經過殘酷的兼并戰爭以及漢朝取代秦朝，天下已經變為一家一姓的領地，皇帝也成了天下萬民之主。知識階層學成文武藝，不賣給他賣給誰，賣家很多，可買家只有一個。不賣他，難道賣給天下之外的戎狄蠻夷？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知識階層的天下觀，加上華夏一統的現實，相互激蕩融合，才產生出以忠君為核心的愛國主義。
須知，屈原第一次出現在后人的記憶，不是在浩如煙海的先秦文獻里，而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戰國策》里有六個字“臣，郢之登徒也”，據說指的就是屈原，但至今未得確認。楚國是春秋戰國時的大國，他任掌管王室羋姓屈、景、昭三氏的三閭大夫，先秦的文獻將其遺漏，不得不令人產生懷疑，是不是真有其人？按《說文解字》解釋，吃粽子的習俗也與屈原無關，可以追溯到屈原的老祖宗楚武王時代，早于屈原400多年。
不過，歷史還真經不起推敲。唐代楊良瑤出使黑衣大食，因新舊唐史均無記載，只有“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這一孤證，從而成為懸案。戰國是漢代的近鄰，只隔一個短命的秦王朝，司馬遷時代距屈原時代還不到200年，相信有不少公室的文牘躲過戰火留傳下來。民間的典故和傳說，偏離真相和事實也不會太遠。漢帝國天下一統，又起源于楚地，需要更合乎時代的思想和文化，以加強全民族的凝聚力。除了在政治上獨尊儒術，在文化上也大力推崇楚辭。憂國憂民的屈原應運而生，成為忠君愛國的代表，出現在司馬遷的視野里，也就毫不奇怪了。
屈原擔得起這個榮譽。
按《史記》記載，屈原出生于貴族之家，家世并不如他本人所說的那么顯赫。他祖上沒有隨楚王東遷到郢都，而是留在楚國故都丹陽，說明了這點。他從小生活在普通人中間，故而十分同情貧窮的百姓。由于他聰明好學，聲名遠播。楚懷王愛才，又是同宗，任其為左徒。此時，正是戰國七雄爭城奪地，互相殺伐，連年不斷混戰的時代。屈原見百姓受到戰爭災難，十分痛心。勸懷王任用賢能，愛護百姓，很得懷王的信任，他的抱負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展。繼吳起改革之后，他成為楚國又一位發憤圖強的改革家。
史料缺乏，后人不能確知他有哪些具體的改革內容。作為一個文人從政，書生意氣，可能在政治上毫無建樹，對楚國民生也不一定作出什么實質性貢獻。但面對秦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他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如不變法圖強，就將面臨亡國的后果。他不安于既得利益，堅持改革，振興楚國，希望由楚國來統一華夏。改革難免打破舊有的利益格局，屈原與公子蘭為首的舊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矛盾，因此，屈原屢遭公子蘭等人誣陷，以致楚王疏遠，多次被流放。流放途中，坎坷的命運與壯麗的山河相碰，迸發出來燦爛的思想火花。屈原用他的生命，寫出了代表他藝術創作最高成就的詩篇《九歌》。
以祖先功德和英雄業績為詩；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風物為詩；以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為詩，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詩人忠君愛國、憂世傷時的愁苦心情，與“蕩志而愉樂”，“聊以舒吾憂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詠情性，以風其上”的心旨。表達了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堅持理想的情懷。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占領了楚國的首都郢城。 噩耗輾轉傳到湘地，屈原陷入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狀況里不能自拔。他真不該死，憑他的才華，學學當時的士們，隨便投奔哪一國，都會以上卿相待。然而，這不是他的追求，他不會選擇忍辱偷生。
他倒下了，愛國主義旗幟飄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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