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西瀅閑話》，有一種痛快淋漓之感，淋漓之余，，比如春秋戰國，比如魏晉，比如五四，名人大家輩出，各種思潮涌現，南轅北轍，自由馳騁，我想沒亂世，也沒《西瀅閑話》，沒亂世，也無言論自由之說，話雖偏急，但真理猶現。在老毛時代，和平穩定，天下一統，誰敢不走近民眾，誰敢擺出唯我獨尊的架式以追自由之心聲？

　　毛澤東將手一揮，說“藝術是大眾的”，于是文學家們、歷史家們、哲學家們一個個翻檢自己的文櫥書柜，尋找民眾的聲音，趙樹理寫了《小二黑結婚》，姚雪垠寫了《李自成》，艾思奇寫了《大眾哲學》，吳晗開始翻開塵封的歷史，用最貼近老百姓的語言寫道：考試這一天，考場打了三通鼓，秀才們即使遇到大冷天，冰霜凍結，也得站在門外等候點名。督學呢，穿著紅袍坐在堂上，燈燭輝煌，爐子取暖，好不舒服……文字平白如話，寫得確實好，可你知道這段話是近四百年前的明代文人艾南英寫的，有這么“白”么？

　　尋找民眾的聲音本沒有錯，因為貼近民眾，藝術才有生命力，錯就錯在太遷就民眾，用民眾的語言，穿民眾的服裝，寫民眾的生活，完全沒有了自己，沒有了身為人的尊嚴與價值，可能對民眾根本沒感情，卻偏要裝成民眾中的一員，混跡于市井小肆之間，不拿筆，拿鋤頭，不穿西服馬褂，穿布衣短褐，不說專業術語，只說平民白話，結果雖裝得像雞，雞們仍覺得你是鶴，是臭老九，是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批你斗你讓你戴高帽掛牌子掃廁所巡街示眾。這時的民眾到哪里去了，我們的領袖是否也站在民眾的立場為你們說說話呢？老舍死了，吳晗死了，傅雷死了……一個個能發出民眾聲音的優秀人物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這讓我想起“焚書坑儒”，想起“文字獄”，想起……太多的不該想起的歷史。

　　要是陳西瀅生活在這樣一個“和平安寧”的社會敢大放厥詞嗎？他在“閑話”里寫道：“中國人實在可憐。最可憐的要算現在的政府了。一方面看著眾怒難犯，不敢得罪全國的民眾，一方面也不敢大大的.得罪外國人，所以既不剛，又不柔，既沒有政策，又沒有步驟。”“民國以來，有實力的，只有袁世凱雄才大略，是個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紀的政治家，現在的中國實在是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實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軍閥，都是時勢造成的草包，是什么東西呢？所以他們完全是政客們的傀儡，弄得身敗名裂還不知道什么一回事。現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馬，東北的郭，東南的孫傳芳，廣東的蔣介石，都是兵力極充足的軍人，同時又是神出鬼沒的政客。”讀這樣的文字，尤如吃了夏日的冰淇凌，爽得很呢。如果沒有“言論自由”，你能有這麻辣辣，如飲冰雪的感受么？我算明白了統治者為什么不喜歡這樣的文人，用一句話土話說，他是“挑刺頭”兒，誰敢用這樣的人，不把自己扎得血淋淋才怪。但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要是沒有人來挑它的刺兒，這個國家政府遲早會完蛋，正應了一句古話，叫“疾者諱醫”，結果病入膏盲，無可救藥矣。反觀現在的“言論自由”，實讓人有說不出的憤慨，所謂“自由”，無非是“逸聞趣事”的自由，是“正面報道”的自由，是“刑不上大夫”的自由，是“民眾的喜樂短長”的自由，你敢對政府說一個“不”字？你敢叫囂民主選舉，不要內定？你敢說臺灣也可以自治，建立聯邦制？——你不敢，你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你也沒好日子過了。如果再給你帶上一頂“妄圖顛覆政府，搞破壞分裂”的大帽子，今生蹲大獄吧。

　　曾讀蕭乾的《人生點滴》，作者有點小牢騷，是說現在報紙上的新聞，一個腔調，一個鼻孔，缺少自由，但也僅是小牢騷，聽見和沒聽見一個樣。但我已見出一個文人可悲的一面，不再“美諫”，不再“殉道”，只爭朝夕，做自己的學問。學問要做，民族國家的前途更要盡心，方不失一個做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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