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我在倫敦住，大不列顛給我的最大印象除了完善的交通和遍地的風衣之外，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友好了。我還記得住進宿舍的當晚，一個人在異國他鄉，外面下著倫敦常見的綿綿細雨，內心愁苦萬分。這時聽到有人敲門，然后幾個白人很熱情地沖進來，興高采烈地說有個party，邀請我去參加。盡管這在一個中國人的眼里看來非常突兀，但我還是跟著去了，并度過了一個難忘而愉快的夜晚。

　　后來我有時候在路邊抽煙，會有倫敦青年跑過來借火。

　　對方點著之后，不會匆匆而去，而是熱情地與我攀談起來：“我聽說你們那個國家……”或者“我們那個女王就別提啦……”這種事情經常發生，甚至有一次我坐在海德公園的椅子上吃盒飯，一個散步的英國老人居然停下來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風大，小心吃壞肚子。說完他就跑著消失了。

　　再后來我回到熟悉的祖國，這種事情就沒有再發生過。在機場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帶憂慮，緊皺著眉頭快步離去。搬到新的小區永遠不會聽到有人敲門，來的除非是做人口登記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來，我也沒有好到哪里去，就像越獄的犯人回到了熟悉的牢房。我見到乞丐仿佛一陣風掠過，面對陌生人的搭訕十分警惕。曾經有一次，一個路邊迷路的小學生向我借一塊錢坐公交車回家，我仔細盤查了她的學生證后才給了她。等她道謝走了之后，我才怔怔地回過神來，頭一次為自己感到羞恥。

　　羅伯特·帕特南寫過一本叫《獨自打保齡》的書，描繪了美國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正如80、90年代的中國，人民熱衷于各種有組織的生活，閑暇時間在和鄰居喝茶聊天中度過，喜歡建立各種俱樂部。這種公民對參與和互助的熱情成為美國愛國主義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問好”。

　　然而，后來這些也發生了變化。盡管制度不同，但中國和美國的某些軌跡是相同的。美國人從俱樂部里的熱鬧繁榮演變成了獨自打保齡的一群人，中國人從和睦友好的鄰里關系脫離出來，變成一個又一個宅男宅女。當普遍的冷漠推向極致的時候，十八個路人對躺在地上的小悅悅視而不見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眾人圍觀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讓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個必然出現的結果。

　　我們一邊匆忙趕路，一邊抱怨著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卻從未想過問題出在哪里。我們的傳統秩序已在悄然遠去，但新的秩序卻沒有因此而揚帆起航。當我們已經習慣了人與人之間冷漠以對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我們能否以自己的切身行動來為這個不夠友好的世界增加幾分暖人的溫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