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敬佩陳元登，困足深山，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尚能慨然自言：“然古人以囹圄為福地，則天以深山處我，未嘗非福我也！”

　　他視幸與不幸，多么清徹！朝市熙攘，萬人敬仰，誰說一定是幸呢？怕也有失足跌落，聲譽盡毀之日；而獨居山林，鳥獸為伴，又何言一定是不幸？倒還能潛心墳典，靜心治學，自養一段浩然之氣。

　　幸與不幸，從來就沒有一定的標準，只在自我取舍罷了。或者說，不要希冀有永遠的幸，也不要害怕有永遠的不幸，因為它們永遠都相輔相成，相互貫通，福滿禍至，否極泰來。

　　就像夏目漱石所言：“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于三十歲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明暗如此，幸與不幸同樣也是如此。川端康成曾感慨：“死非生的對立面，死潛伏于生之中。”那么，不幸也非幸的對立面，不幸往往也潛伏于幸之中吧。幸運的背后，或許種著不幸的種子；而不幸的背后，可能正潛藏著幸運的萌芽。

　　人生幸運之時未嘗沒有恐懼與煩惱；同樣，厄運降臨之日也必有安慰和希望。我們對幸運視如珍寶，希望它留，希望它來，希望它再來。可我們未必是它的寵兒，于是它來時擔憂它少，它留時擔憂它去，它不在時便只能怨東風而自嗟了。如此患得患失，幸運所帶給我們的恐懼與煩惱倒多于它的益處了。

　　這樣看來，我們在幸運之時產生的煩擾多半來自于我們對未來的渴盼。希臘神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便是極端的例子，知曉眼前幸福轉瞬即逝，未來還是一無所知，便懸利劍于頭頂，朝朝暮暮，提心吊膽，只是因為眼前幸運、歡樂在握！真不免令人嗟嘆。

　　同樣，厄運之時人們頹敗，搖頭嘆氣，無可奈何，也許只會抱怨生不逢時。然而豈不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昔日《基督山伯爵》中的鄧蒂斯無緣無故被囚于伊夫堡牢獄十四年，真可謂狼狽之極！然而即便是在那樣暗無天日的時光中，他用小鏟一點點地挖出了逃生之路，遇到一生的恩人與摯友，悟道：“人生只有四個字；等待、希望。”熱淚盈眶中，豈不給人以慰藉和希望？

　　不幸不過是陰影，而陰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陽光滿天。所以人生正如簡媜所喻，恰似一首絕句，平平仄仄平平仄。幸與不幸固然常在，然而這幸與不幸不過是外物的反映，而外表幸運之時也許內心荒蕪；逆境之處也許希望萌發，只在于個人的心態與理智罷了。

　　梁實秋困頓之時曾居陋室，美其名曰：雅舍，也有心情抑郁處，據友人所言曾有一次于其舍作客，看到梁太太在白紙燈罩上朱砂輕點，梁實秋狼毫輕揮，一株傲雪寒梅便躍然紙上，擱筆時，愁緒煙消云散。禍福相依，此時方能看出梁先生性情之可親，心懷之廣博。其“何復他求？不復他求！”的坦然雅意，也是從這困厄之中生發的吧。

　　所以，我們要做的，應是對自身與他人的幸與不幸，都抱有一種清明而自省的態度，對自身的遭遇安之若素，處之泰然。

　　其實何必定義如今的境地幸運與否，那反而會困擾我們的內心，到時可能化幸為厄，怕厄復于厄之中了。只是內心平和，步伐從容且優雅地走下去，盡人事而知天命，以無謂與淡然化不幸為幸，讓內心之幸長存。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被貶海南，荒郊野嶺，東坡尚能比不幸為幸，其真詩人之風骨垂范于世。

　　“我時刻聽見時間的流逝聲。這使我與自己的任何眼前經歷保持了一段距離，即使在情緒最亢奮時，也對自己的痛苦和歡樂持一種半嘲諷、半悲憫的態度。我既沉溺，又超脫。我常常大悲大歡，但在歡樂時會忽生悲涼，在痛苦時又有所慰藉。”周國平說這話時，定是看透了幸與不幸的怪圈與桎梏，而淡看人生的起落得失。這又何嘗不美妙呢？從此再不患得患失，而能超然淡泊。

　　而我想，更高一層境界，該是熱愛吧。是：“我愛人世的不幸勝過愛天堂的幸福，我愛我的不幸勝過愛他人的幸福”，是“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報之以歌”，因為實際上，痛苦與歡樂，幸運與不幸，都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怕的是既無幸運，亦無不幸，碌碌度日，平庸一生，正是我們的遭遇造就了我們自己，所以，熱愛所有的幸與不幸，即是熱愛我們自己，更是熱愛我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