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團到莫斯科演出“云門”。

　　演出前，我到劇場門口逛了一趟，看到一位俄羅斯男人。他穿著淺棕色西裝，藍領帶，細邊眼鏡，雙手拉開一張紙，翻譯告訴我，上面寫的是：“請給我錢，讓我看云門。”

　　蘇聯時代，政府讓全民可以免費或用很低廉票價看到世界一流的芭蕾、交響樂的演出。經濟開放后，物價飛漲，貧富懸殊，公教人員薪資沒有合理的調整，中學教員月薪只有一兩萬盧布，“流浪”的門票最低500盧布，最高2000，倫敦來的男性“天鵝湖”，門票賣到3000盧布。舊時代培植出來的有藝術教養的知識分子，如今買不起門票。翻譯說，在戲院門口乞錢買票的人愈來愈多。

　　看過要錢買面包的乞丐，看過歐美大城戲院前，拿著“如果你多一張票，請賣我”小牌子的人，從未見過乞錢買票的例子。

　　那位先生，沒有討好的笑容，沒有不安，只是安靜地拿著紙張，站在楊花紛飛，人來人往的戲院前。

　　我感到一種震撼。

　　我們的制作經理李查告訴我，有一年他隨團隊到了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戲院大堂整排整排的落地長鏡。李查為華麗的裝飾吃驚。戲院管理人員告訴他，鏡子有實際功能：讓觀眾整裝。

　　大部分居民是工人，看戲的日子，帶著禮服上班，穿著工廠制服到劇場，先進廁所換衣服，在大堂鏡前整裝，才端莊就座。

　　近幾年，隨著經濟景況的改變，臺北計程車司機加添不少知識分子。或經商失敗，或被迫提前優退，或公司裁并被解雇，或者不愿去大陸，改行開車。他們穿著潔凈，有的西裝領帶，有的聽古典音樂，有的一口流利英語。說起自己的遭遇，他們極端平靜，沒有自憐，好像說別人的事。我遇到更多基層出身的司機，把車子打點得干干凈凈，還插了香水百合，待客斯文有禮。

　　“流浪”第二場開演前，我想起楊花中那位渴望精神糧食，莊嚴乞票的先生，想起臺北的朋友，想起尊嚴這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