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賽長得黑，他開玩笑說是因為老家在山西忻州，小時候從煤礦里滾出來的。長到9歲，他帶著這身“黑皮膚”跟隨家人移民加拿大，開始曬“國外的太陽”，黑皮膚里好像也嵌進了陽光沙灘的洋氣勁兒。

　　他曾就讀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巴黎政治學院與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學，并以羅德獎學金學者身份在牛津大學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羅德獎學金被美國《時代》雜志稱為“世界上最高榮譽獎學金”，在過去100年里，曾經頒發給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青霉素的發現者、諾貝爾獎獲得者霍華德·華特·弗洛里，以及麥肯錫全球總裁鮑達民等人。如今，這張燙了金的名單里又添上了王賽的名字。

　　他像“別人家的孩子”一樣，擁有“開了掛”的人生。最近，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給這條“人生贏家”的道路又辟出新的捷徑。

　　但當王賽手攥著這張通往“成功”的“請柬”時，他卻把頭轉向了另一邊。這張黑色的面孔，準備再吸收一輪故鄉的“紫外線”，回到北京做公益。

　　“一個好的教育的價值，是容許你去承擔更大的風險，去做一些你自己感覺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你只想通過教育，走更安全的、傳統的成功之路，我覺得可惜。”7月份的一次活動中，他站在一群已經手握牛津大學錄取信的同學們面前說，投影儀的光把他的臉襯得更黑了。

　　本科時，同學坐在象牙塔里談國與國的關系，他跑去非洲做義工，在耶路撒冷研究中東的沖突。大一的暑假，他去了肯尼亞，目睹兩個部落打仗，前一秒大家還是鄰居，后一秒就舉著刀廝殺。白天結識的朋友，夜里可能就成了故人。

　　本來，父母期待他走上一條華人最正統的“成功”路徑——讀工程師、商科，拿全額獎學金，做好項目，“我媽就說選擇了這些，一輩子就穩定了。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學國際關系，想了解世界是怎樣的。”

　　王賽的姥姥有3個孩子，姥爺在礦里的職位需要有人來頂時，姥姥最終選擇了二姨。那個沒上完學的姑娘每天的工作是去礦上點燈，后來隨著煤礦的倒閉而失業。她的姐妹，王賽的媽媽，則幸運地考上了大學并移民。

　　“有一次照鏡子，忽然覺得很疑惑，我的行為、說話跟外國朋友很像，但長得不一樣，我到底是誰，世界公民是個很好的理想，但先要探索自己的根。”王賽說。這片“黑色的葉子”后來找到了“根”。王賽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有一次實習機會，他選擇回到北京，在豐臺的一個公益律師事務所給農民工做法律援助。“我意識到雖然中國在各方面越來越好，但是社會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不管是城市里的農民工，還是村里的留守兒童，又或者霧霾、食品安全、教育、醫療等問題，”王賽說，“我們這一代有多少人愿意站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回到牛津，王賽拿到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錄取信，他推遲了入學，選擇回北大讀一年中文，其間又去了云南，負責一個支教項目。

　　作這個決定，王賽猶豫了兩個月。父親一個月沒跟他說話。姥姥在越洋電話里像個孩子似的一直重復“你答應過我要去哈佛的，你答應過我要去哈佛的”。

　　但是，王賽那張已經沉淀了牛津的日光、非洲的日照、中東艷陽的黑色面孔，也想曬一曬云南的太陽。

　　面臨許多種人生選擇的王賽，也曾被人問過為什么選擇這條路，他經常想起足以改變命運的那個秋天的晚上，王賽進入羅德獎學金的最后一輪面試。在一棟華麗的高樓里，十位候選人看上去都很不凡，王賽十分緊張，看著他們一個個走進會議室，最后一個才輪到自己。面試中王賽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刁鉆問題，但讓他印象最深的問題，來自一位年輕的面試官，他問他，“如果你的一生只能被人們記住一件事情，你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可以成為國家之間互相理解的橋梁。”當時22歲的王賽說，“我希望與各個社會階層一起去探索，中國怎樣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在世界平臺得到別人的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因為經濟和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