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某工廠例行體檢中，發現一晚期肝癌患者，確診依據主要是B超查出其肝內有占位性病變。“B超”，這在當時的普通百姓中是個特別準確的診斷儀器，其可靠性幾乎無人質疑。這個診斷對該工人及其家庭，猶如接到“死亡判決”，傾刻間烏云壓頂，亂了方寸。

　　領導及有關部們甚為重視，隨即安排住院。美其名曰“治療”，實際是安度余生。已到晚期，按當時的經驗判斷就幾個月活命了。無非每天點滴些萄葡糖，口服些維生素之類。同時告訴家人想吃什么、想做什么盡量滿足。

　　打自這天起，該同志從一個無憂無慮、活蹦亂跳的樂天派，轉眼間變成了沉默寡言的等死病人。從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所有與肝癌有關的、無關的癥狀一齊襲來，沒過多久，整個人瘦了幾圈。最后，竟然吃什么都想吐，只能靠打點滴維持生命，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

　　看來已病入膏肓，來日不多了。領導前來看望，一番“好好休息，既來之，則安之”的安慰之后，畫龍點睛的問其有何要求。該同志想了想說：“一直有個想法，去北京天安門看看，可現在這個樣子……”說到此，聲音哽咽，眼淚直流.

　　對于該同志的這一心愿，拋開人之常情不說，就是按當時的政治氣氛，領導也是要認真考慮的。

　　經商議，決定成立一個由廠醫、家屬、擔架員四人組成的護送小組，通過汽車、火車將這位工人送至目的地，滿足他最后的要求。其中兩名擔架員是特地從車間挑選的身強力壯、認真負責的年輕工人。

　　不日，這一行人起程，一路上大家各司其責，確保病人不出任何閃失。最辛苦的莫過于這兩位擔架員了，別看他們牛高馬大，掄大錘、搬機器不在話下，可兩人一前一后地抬著個病人，怎么走怎么別扭。為了了卻階級兄弟的心愿，他們一聲不吭。

　　好不容易來到了北京，找個旅店住了一晚，次日便到天安門看了個足意，之后回旅店休息，準備買票回程。這時廠醫忽然想到，他有個同學在北京的某大醫院，何不請他找個權威點的B超醫生，給這位工人再檢查一下，或許有不同意見?于是一番聯系。

　　第二天一早來到一家醫院的B超室，醫生詢問了病情、體檢情況之后，仔細檢查著肝區各處：放大了看，再放大點看，反反復復好多次。醫生只顧看熒屏，面無表情，一言不發。這病人可是心急如焚，他多么希望醫生告訴他“原來的診斷錯了”，可又覺得肯定不可能，B超是個儀器，哪里查都一樣，又害怕聽到醫生的答復。他萬分矛盾、焦急地度過著一分一秒!B超室內鴉雀無聲，空氣凝固。一行人板著面孔、屏住呼吸、盯著熒屏，雖然明明什么也看不懂。大家多么希望出現奇跡!

　　感覺過了好久，醫生停止操作，轉向病人及隨行人員，絕對負責地告訴大家：不是肝癌，是個良性的××腫物，暫時可以不管，觀察就行。

　　天哪!這太陽真是往西邊出來了!病人要瘋了!他幾乎高呼“醫生萬歲!”，一骨碌跳下床要給醫生下跪……B超室立馬換了空氣，翻騰了!個個臉上刻滿笑容，心里樂開了花!

　　在無法形容的喜悅中，在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的感激中他們離開了B超室，擔架——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