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對我并不陌生。還在三四歲上，我就見過兩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賣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張凳子上咽的氣。他的頭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嬸嬸胸前。嬸嬸一邊擺弄他的頭，一邊顫聲地責問：“你就這么狠心把我們娘兒幾個丟下啦！”接著，那腦袋就耷拉下來了。后來，每逢走過剃頭挑子，見到有人坐在那里剃頭，我就總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沒那么痛快。記得他是雙腳先腫的。舅母淚汪汪地對我媽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沒救了。”果然，沒幾天他就蹬了腿兒。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當我失去自己媽媽的那個黃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掙錢——地毯房發工資。正如我在《落日》中所描繪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時，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媽一宿渾身燒得滾燙，目光呆滯，已經不大能言聲兒了。白天干活我老發愣。發工資時，洋老板剛好把我那份給忘了。我好費了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塊五毛錢。我一口氣就跑到北新橋頭，胡亂給她買了一蒲包干鮮果品。趕回去時，她已經雙眼緊閉，神志迷糊，在那里氣兒哪。我硬往她嘴里灌了點荔枝汁子。她是含著我掙來的一牙蘋果斷的氣。

　　登時我就像從萬丈懸崖跌下。入殮時，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后一聲“媽”——親友們還一再叮囑我可不能把淚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坑里抓的第一把土。離開墓地，我頻頻回首：她就已經成為一個尖尖的土堆了。從那以后，我就開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時期大部分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死人還是見了不少。“八一三”事變時，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后身掉了兩次炸彈，我都恰好在旁邊。我命硬，沒給炸著。可我親眼看到一輛輛大卡車把血淋淋的尸體拉走。倫敦的大爆炸就更不用說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們這個民族講求實際，不喜歡在沒有邊際的事上去費腦筋。“未知生焉知死！”十分干脆。英國早期詩人約翰·鄧恩曾說：“人之一生是從一種死亡過渡到另一種死亡。”這倒有點像莊子的“生也死之途，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做連環套。

　　文學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聯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淵，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與彌爾頓的《失樂園》中的地獄同樣嚇人。英國作家中，還是哲人培根來得健康，他認為死亡并不比碰傷個指頭更為痛苦，而且人類許多感情都足以壓倒或戰勝死亡。“仇隙壓倒死亡，愛情蔑視死亡，榮譽感使人獻身，巨大的哀痛使人撲向死亡。”他蔑視那些還沒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認為那是軟弱怯懦，并引用朱維諾的話說，死亡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樣，都是自然的產物。“人生最美的挽歌莫過于當你在一種有價值的事業中度過了一生。”這與司馬遷的泰山與鴻毛倒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頭，一向離我很遠。第一次想到死是在1930年的夏天。其實，那也只在腦際閃了一下。那是當《夢之谷》中的“盈”失蹤之后，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經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斷齜著白牙。作為統艙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確實冒出過縱身跳下去的念頭，挽住我的可并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媽媽自己出去傭工把我拉扯這么大，我輕生可對不起她。我又是個獨子，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實，歸根結底，還是我對生命有著執著的愛，那遠遠超出死亡對我的誘惑。

　　只有在1966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對我顯得比生更為美麗，因為那樣我就可以逃脫無緣無故的侮辱與折磨。坐在牛棚里，有一陣子我成天都在琢磨著各種死法。我還總想死個周全、妥善，不能拖泥帶水。首先就是不能牽累家人。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寫出那幾百字無懈可擊的遺囑。我還要確保死就死個干脆，絕不可沒死成反而落個殘廢。我甚至還想死個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盡：兩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騎車死亡的必然性還使我心胸豁達，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性質和分量，因而對身外之物越看越淡。我經常對自己也對家人說：“什么也帶不走了！”物質上不論占有多少，榮譽的梯階不論爬得多高，最終也不過化為一撮骨灰。倒是每聽到一支古老而優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創作出一宗悅耳、悅目和悅心的什么，能經得起時間的磨損，也不枉此生。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盡了力，默默無聞地做了有益于同類的事，撒手歸去，也會心安理得。

　　在跑最后一圈時，死亡這個必將使我與家人永別的前景，還促進了家庭中的和睦。由于習慣或對事物想法的差異，緊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時難免會產生一瞬間的不和諧。遇到這種時刻和場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們還能再相處幾年啦”！任何扣子都能在這一前景下，迎刃而解，誰也不愿說日后會懊悔的話，或做那樣的事。

　　怕死，以為人可以永遠不死或者死后還能帶走什么，都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死亡神通廣大，它能促使人奮勇前進，又能看透事物本質。我想來想去，惟一的解釋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為唯物主義者，因而也就無所畏懼了。“人只有一輩子好活。”認識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勁頭更足，更有目標。

　　愿與天下老人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