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但是，為什么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么呢？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許，這才是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給予觀眾的最大收獲。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做遠大前程的人，應該始終如一地有一種關不住的精神，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紅杏出墻，關心自我實現，追逐自己的命運。勇敢的人，應當對罪惡視而不見。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有一種出墻者是堅定的逃跑者。

　　堅定不移的逃跑者！索爾仁尼琴寫道，這是指那些堅信人不能住在籠子里的人，而且對這個信念一分鐘也未曾動搖過的人。這種人，不管讓他去當個有吃有喝的監獄雜役，把他放在會計科或文教科，還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終想著逃跑。這是那些從被關起來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夢寐以求逃跑的人。這是鐵了心決不妥協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服從于逃跑計劃的人。這樣的人在集中營里沒有一天是隨隨便便度過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準備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勞改營監獄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而且永不絕望。

　　論及永不絕望，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學家馬丁？塞里格曼的一個實驗。

　　在這個著名的實驗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為兩組，一組為實驗組，一組為對照組。

　　第一程序：實驗者把實驗組的狗放進一個籠子里，在這個籠子，狗將無處可逃。籠子里面有電擊裝置，給狗施加電擊，電擊的強度能夠引起狗的痛苦，但不會傷害狗的身體。實驗者發現，狗在一開始被電擊時，拼命掙扎，想逃出籠子，但經過再三的努力，發覺無能為力，便基本上放棄掙扎了。

　　第二程序：實驗員把這只狗放進另一個籠子，該籠子由兩部分構成，中間用隔板隔開，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輕易跳過去的。隔板的一邊有電擊，另一邊沒有電擊。當把經過前面實驗的狗放進這個籠子時，實驗者發現，除了短暫的驚恐外，實驗狗一直臥在地上，接受電擊的痛苦，在這個原本容易逃脫的環境中，實驗狗連試一下的意愿都沒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當實驗員將對照組中的狗，即那些沒有經過第一個程序實驗的狗直接放進后一個籠子里，卻發現它們都能逃脫電擊之苦，輕而易舉地從有電擊的一側跳到沒有電擊的另一側。

　　塞里格曼將這種絕望稱為習得性無助。由此可知，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絕望，不過是一種積習，它更多來自過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現在；它只緣于我們疲憊的內心，而非完全因為環境。所以，樂觀的人會說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絕望的人；郝思嘉會說畢竟，明天是一個嶄新的日子。

　　盤旋在肖申克監獄上空的《費加羅的婚禮》樂曲，猶如沾在飛鳥羽毛上的光輝，它之所以讓我們感動不已，因為那一刻我們相信，即使身處獄中，囚徒仍可以積極生活，就像《美麗人生》里跟孩子做游戲的意大利父親基多一樣。自由，何等驚心動魄！而希望，對于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又是何等重要，它讓囚徒可以隨時隨地抵抗阿倫特筆下的庸常的邪惡，讓他們不被絕望體制化，不像實驗狗一樣趴在地上，在遭受數次挫折之后，從此懶得動彈，任憑電擊。對于安迪來說，肖申克監獄只是他生命中的一站，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樣不幸身死，我們又有什么可悲嘆的呢？他積極生活，是集中營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們不必依仗權勢。

　　馬斯洛在《洞察未來》中寫道，就算是面對死亡，每個人仍然擁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學家布蘭特？貝特海姆和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回憶錄都證實，即使在納粹集中營里，一個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即便過得非常糟糕，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嚴或者完全相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個人仍然可以有發揮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發揮能力兩種狀態。即使處在死亡的邊緣，一個人仍然可以成為積極主動的人，或者是軟弱無助、牢騷滿腹的小卒。馬斯洛將幸福區別于淺薄的享樂主義。在他看來，痛苦同樣是快樂的源泉，因為在我們經受的痛苦里面，同樣凝聚著我們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發，我們說，幸福不過是一個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與精神獨立時的額外所得。

　　所以我想對那些正在努力或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說，不要在意周遭對你做了什么，關鍵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應該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對你做什么。換句話說，當我們操心積極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環境，也許才更有意義呢！

　　好了，我現在來回答我前面提給大家的問題--集中營是用來做什么的？不瞞諸位，我早先有個答案--集中營是用來逃跑的。當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說集中營是用來摧毀的用來挖地道的，或像《美麗人生》一樣，是用來做游戲的。其實，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談到集中營有什么用處時，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積極生活的人站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