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忘不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真誠關心和幫助的領導和老師。我還要特別感謝當時XX市教科所的副所長、語文教研員唐建新老師(他現在XX市XX區教研室工作)，他不但一直指導我進行語文教改實驗，而且總是在我受到非議的時候為我大聲疾呼，并在不同的場合宣傳我的教改經驗。這種支持甚至一直持續至今――現在我和唐建新老師雖然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常常得到他的鼓勵。

　　我還感謝我的岳父――他是樂山一中的退休語文教師。岳父學識淵博，簡直就我的“教參”;更重要的是，每當我遇到困難和挫折，他總是給我以繼續前進的力量，叫我別退縮，叫我看準了方向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蘇霍姆林斯基。我從他的書中不但讀到了精辟的教育理想和具體實踐，也讀到了對教育堅貞的信念和不向任何困難屈服的勇氣。蘇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堅持實事求是，勇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在他工作和生活的那個歷史條件下，他提出每一個富有創新精神的教育觀點和進行的每一項教育改革都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氣。他堅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富有鮮明的獨創性和大膽的革新精神，因而也常常與周圍或“上面”發生沖突。例如，他在實際工作深感研究兒童是搞好教學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功，因此公開指出，蘇共中央1932年對兒童學的批判有過頭的地方，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又如，在1955年以前，蘇聯學校完全取消了勞動課，而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勞動教育是實現全面發展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又眼見越來越多的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入大學的事實，因此堅持進行勞動教育，他所領導的巴甫雷什中學，從1947年起就給畢業生授予職業證書。可是，赫魯曉夫在1958年大搞生產教學，勞動占用了過多的學習時間，這時，他又第一個出來反對這種過頭的做法。他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表面上看，蘇霍姆林斯基獲得了不少榮譽，但實際上，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沒有能出版。他的《我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還是通過特殊渠道在德國出版的，為此，他差點被開除黨籍!

　　然而，如果蘇霍姆林斯基因此而放棄對教育的追求，他后來就不可能成為大教育家。我當然無意把自己與蘇霍姆林斯基相提并論，但是，當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飲譽世界的教育家尚且如此，我所遇到的挫折真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況，我遇到的挫折并不都是周圍的錯，我自身的確也有許多缺陷呢!心態一平和，我便開始冷靜地思考來自同事的議論，同時反思自己的不足。我想，平時所遇到的來自同事的議論，不外乎三種情況：中肯的批評、善良的誤解和惡意的中傷。對于中肯的批評，我應“聞過則喜”，不應“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錯了，“跳”也沒用----那只會顯出自己心胸的狹隘。我曾經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評，為什么不當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議論呢?現在我卻認為，只要人家說得對，就別計較別人是當面提出還是背后議論;如果硬要“計較”，不妨“計較”一下：為什么別人不愿向我當面提出呢?真的這樣一“計較”，可能又會“計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這不又有利于自己進步了嗎?對于善良的誤解，也應心平氣和地對待。同事之間，在性格特點、處事方式、思維角度乃至教育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確的見解與做法暫時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誤解，這是難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沒有惡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夠解釋的盡可能解釋，一時解釋不清的干脆不解釋，自己該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見人心”，更要相信“事實勝于雄辯”----消除誤解的最好辦法莫過于做出讓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惡意的中傷，也沒有必要“奮起自衛”、“迎頭痛擊”，仍然不應與之爭斗。因為惡意中傷者往往是小人。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人，他根本無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無法進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呢?因為“當你與傻子吵架時，旁邊的觀眾往往分不清究竟誰是傻子” (外國諺語)。真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的“大寫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嚴的。

　　當時我還有一個想法――擺脫嫉妒最好辦法是“拉開距離”。想想，如果魯迅來到我們語文組，誰會嫉妒他?假如徐悲鴻到我們學校教美術，誰會嫉妒他?當我們不管周圍的流言蜚語而埋頭于自己的事業，執著地前行，三年五年過去了，我們一定會將自己與那些小人的距離拉開。當他望著你的越來越遠同時也越來越高大的背影自嘆不如的時候，他還能嫉妒你嗎?

　　我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

　　我至今都忘不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真誠關心和幫助的領導和老師。我還要特別感謝當時XX市教科所的副所長、語文教研員唐建新老師(他現在XX市XX區教研室工作)，他不但一直指導我進行語文教改實驗，而且總是在我受到非議的時候為我大聲疾呼，并在不同的場合宣傳我的教改經驗。這種支持甚至一直持續至今――現在我和唐建新老師雖然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常常得到他的鼓勵。

　　我還感謝我的岳父――他是樂山一中的退休語文教師。岳父學識淵博，簡直就我的“教參”;更重要的是，每當我遇到困難和挫折，他總是給我以繼續前進的力量，叫我別退縮，叫我看準了方向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蘇霍姆林斯基。我從他的書中不但讀到了精辟的教育理想和具體實踐，也讀到了對教育堅貞的信念和不向任何困難屈服的勇氣。蘇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堅持實事求是，勇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在他工作和生活的那個歷史條件下，他提出每一個富有創新精神的教育觀點和進行的每一項教育改革都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氣。他堅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富有鮮明的獨創性和大膽的革新精神，因而也常常與周圍或“上面”發生沖突。例如，他在實際工作深感研究兒童是搞好教學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功，因此公開指出，蘇共中央1932年對兒童學的批判有過頭的地方，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又如，在1955年以前，蘇聯學校完全取消了勞動課，而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勞動教育是實現全面發展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又眼見越來越多的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入大學的事實，因此堅持進行勞動教育，他所領導的巴甫雷什中學，從1947年起就給畢業生授予職業證書。可是，赫魯曉夫在1958年大搞生產教學，勞動占用了過多的學習時間，這時，他又第一個出來反對這種過頭的做法。他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表面上看，蘇霍姆林斯基獲得了不少榮譽，但實際上，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沒有能出版。他的《我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還是通過特殊渠道在德國出版的，為此，他差點被開除黨籍!

　　然而，如果蘇霍姆林斯基因此而放棄對教育的追求，他后來就不可能成為大教育家。我當然無意把自己與蘇霍姆林斯基相提并論，但是，當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飲譽世界的教育家尚且如此，我所遇到的挫折真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況，我遇到的挫折并不都是周圍的錯，我自身的確也有許多缺陷呢!心態一平和，我便開始冷靜地思考來自同事的議論，同時反思自己的不足。我想，平時所遇到的來自同事的議論，不外乎三種情況：中肯的批評、善良的誤解和惡意的中傷。對于中肯的批評，我應“聞過則喜”，不應“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錯了，“跳”也沒用----那只會顯出自己心胸的狹隘。我曾經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評，為什么不當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議論呢?現在我卻認為，只要人家說得對，就別計較別人是當面提出還是背后議論;如果硬要“計較”，不妨“計較”一下：為什么別人不愿向我當面提出呢?真的這樣一“計較”，可能又會“計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這不又有利于自己進步了嗎?對于善良的誤解，也應心平氣和地對待。同事之間，在性格特點、處事方式、思維角度乃至教育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確的見解與做法暫時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誤解，這是難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沒有惡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夠解釋的盡可能解釋，一時解釋不清的干脆不解釋，自己該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見人心”，更要相信“事實勝于雄辯”----消除誤解的最好辦法莫過于做出讓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惡意的中傷，也沒有必要“奮起自衛”、“迎頭痛擊”，仍然不應與之爭斗。因為惡意中傷者往往是小人。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人，他根本無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無法進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呢?因為“當你與傻子吵架時，旁邊的觀眾往往分不清究竟誰是傻子” (外國諺語)。真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的“大寫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嚴的。

　　當時我還有一個想法――擺脫嫉妒最好辦法是“拉開距離”。想想，如果魯迅來到我們語文組，誰會嫉妒他?假如徐悲鴻到我們學校教美術，誰會嫉妒他?當我們不管周圍的流言蜚語而埋頭于自己的事業，執著地前行，三年五年過去了，我們一定會將自己與那些小人的距離拉開。當他望著你的越來越遠同時也越來越高大的背影自嘆不如的時候，他還能嫉妒你嗎?

　　我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

　　有這樣一句話：“只有我自己能打倒到自己，除此之外，誰都不可能阻擋我李鎮西的崛起!”――這句話，在后來的教育歷程中，一直激勵著我。

　　經過反思，我獲得了精神的超越。我又開始了我仍然充滿艱辛同時也充滿樂趣的教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