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國社會里的普通人，怎樣的問題可以有“真正感”，這是我閱讀齊美爾時想到的問題。任何外在的資源配置準則，我說過，對偏離外在準則峰值的個人而言不公平。由于缺乏觀測手段，社會不可能僅根據內在品質來配置資源。遵循演化的思路，集合GS是生存至今的基因型的集合。回顧前述基因型和表現型的演化結果，由GS里的基因型構成的全體表型的集合GSP的子集K構成人類的一個社會GSPK。對社會GSPK而言，可用的觀測手段的集合GSPKT，是從這一特定社會的演化過程中積累而成的。GSPK里任一表型p，在觀測手段GSPKT之下的可觀測性狀的集合是，為了清晰表達，我用的符號越來越長，GSPKTA(p)，p取遍K，可觀測性狀集合的交集，不妨表示為GSPKTA，注意，交集的意思是，性狀集合GSPKTA（以下只用字母A來代表）是K的每一成員都有的可觀測性狀。當然，A可能是空集，那就意味著GSPK不能有外在的資源配置準則，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社會分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社會分化為更多更小的人群，使集合A不再是空集。

　　我應列舉A的一些元素。休謨討論過人類幸福的三類來源，其一是身體特征——例如美貌與強壯，其二是內心品質——例如謙恭與智慧，其三是外在于身體和心性的財產。只有第三類來源可以轉讓，故休謨指出，人類社會的幸福水平依賴于財產的穩定性，社會繁榮則依賴于財產轉讓的兩項穩定性條件——自愿和信守承諾。米德的老師詹姆士認為，現代社會里的自我意識，很大程度上演化為“我的”，即當我們試圖解釋“我是誰”的時候，通常列舉“我有什么”。也就是說，財產關系界定了自我。

　　性狀集合A之內，Rushton最看重的元素是“智商”（讀者應檢索并閱讀相當冗長的維基百科詞條“intelligence quotient”），深受小密爾關于“智力”可由“結合主義原理”（associationism）來測定的見解的啟發，1903年，法國領袖級的心理學家畢奈（Alfred Binet，1857—1911）受法國教育部委托，研究并于1905年發表了智力標準量表（“畢奈—西蒙”智力量表），自此，這一性狀便成為可觀測的，至少在法國。與此同時，英國心理學家斯皮爾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系統探討各種量表與智力的統計相關性，在1904年《美國心理學雜志》發表“廣義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報告“客觀評定與測度的一般智力”。

　　后來的學者用“三層模型”來表達廣義智力，頂層是廣義智力因子g，底層有許多智力因素，中層有若干集結因素。如果一名自閉癥兒童有數學天賦，那么，他在廣義智力測驗中得到數學方面極高的分數，但在社會交往方面得到極低的分數，則他的廣義智力測驗分數可能只是平均水平。此處，我推薦愛丁堡大學以研究“認知差異”著名的迪亞力教授（Ian Deary）2012年發表的綜述文章：“125 Years of Intelligenc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美國心理學雜志》125年來關于智力研究的文獻綜述”） 。根據迪亞力的綜述，斯皮爾曼1904年的那篇文章，是《美國心理學雜志》125年來發表的全部文章當中索引率最高的，被引用了一千次。

　　另外，老埃森克在幾十年里塑造的“倫敦心理學派”廣義智力學說，我推薦一篇標題頗有意思但畢竟還是支持性的文章，是2016年12月發表的：Linda Gottfredson，“Hans Eysenck’s Theory of Intelligence,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Him”（“漢斯埃森克的智力理論，以及這一理論揭示了關于他本人的什么”） 。老埃森克（Han Eysenck，1916—1997），我在《行為經濟學講義》有詳細介紹，他是心理學界的傳奇人物。我建議讀者檢索維基百科詞條“Han Eysenck”。這篇文章的作者報告，老埃森克畢生發表的第一篇（1939年）和最后一篇文章（1998年），都是關于廣義智力的。他超前于時代太遠，故只在腦科學時代，才有了大量科學證據來支持他的廣義智力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