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不自由，學人更不自由。

　　學人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為文人可以只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如果你非要堅持什么“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可，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保ā毒胖]先哲書》）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

　　所謂“權”，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力。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么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后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

　　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現行體制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膩。長期以來，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制是不由分說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制作對，哪怕脫離體制，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里面也沒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設立的。它只為那些愿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只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別到我這里討什么“公道”。在這一點上，它只問“是否”（納入體制），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干。你得自覺地納入體制，在體制規定的軌道上運行。比方說，你得先去讀個學位。而且，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還得有博士學位。然后，你得去評職稱，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當了教授也還不行，現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導”，據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導們為什么會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不過現在博導也如過江之鯽了。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得獎、當博導的評審委員。

　　總之，你得去當學術界的“大佬”。到那時，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表，你隨便申請一個什么鳥課題都會批準，有著花不完的錢。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講學作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看著誰不順眼就能把他給滅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樣：“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歡誰便是誰”。

　　這確實很有誘惑力。當然，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比方說，你得想方設法每年都發表點論文。其中所謂“權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數的。你得想方設法去獲獎，其中“省部級”多少，“國家級”多少，也是有定數的。你還得去申請課題，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有多少錢，在評定你是否能夠當教授、當博導，是否能夠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最后，你還要填許多表，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輩子。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必須投其所好，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比如申請課題，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當博導、成為學術界大佬的先決條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請注意，以上所說，只不過按照制度規定必須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詩外功夫”和“畫外功夫”：經常到領導和前輩那里去“走動走動”，請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以及邀齊了哥們姐們來吹吹拍拍等等。還請注意，上述過程有可能是很漫長的，沒完沒了的。因為即便你當上了什么，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么等著你去當。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躊躇滿志準備干點自己想干的事情時，恐怕就會發現你其實已經不是自己了。

　　那時候，還說什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