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們評價事物，往往以“有用”和“無用”作為取舍的原則和裁量的標準。然而事物的發(fā)展，又往往印證了這是一種實用主義思維，它在讓我們獲得一片原野的同時，卻遮蔽了更廣闊的草原。

　　魯迅年輕時求學于水師學堂、礦路學堂和日本仙臺醫(yī)學專科學校，讀了許多并非對專業(yè)有用的書，寫了一些并非與專業(yè)相關的文章，但也正是這些“無用”之舉，最終使他享譽文壇。

　　華羅庚上中學時因家貧而輟學，他一邊幫父親打理生意，一邊卻迷上了與生意幾乎不搭界的數(shù)學，正是他的“不務正業(yè)”，成就了他的數(shù)學才能。

　　愛因斯坦年輕時，先是做教師，后來在專利局當檢驗員，卻鉆研起了量子力學等物理問題，最終石破天驚。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世間許多“大用”，恰恰是從那些看似無用的事體中衍生出來的。“無用”之中常常隱藏著有用的潛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給這些潛質的爆發(fā)創(chuàng)造條件，提供機會，絕不能以“無用”為借口而對其打壓，將其抑制。

　　有人曾經(jīng)向哲學家伯林提問：“哲學到底有什么用呢？”

　　伯林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有一個教哲學的老師，在給學生上第一堂課時講道：“你們當中有人當律師，有人當官員，有人當士兵，我講的東西，對于你們要訓練的技能毫無用處。但有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上完這堂課，你們就能更好地評判是非和辨別真?zhèn)巍！?/p>

　　的確，很多看似無用的認知、無趣的游戲、發(fā)呆似的思考，無益于當下，無助于技能，卻能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認知能力，決定和砥礪你的人品與人生。

　　在許多時候，人們衡量和判斷有用與無用的尺度，都是以金錢、財富和利益作為標準，即能賺錢就有用，不能得利則無用。

　　諾貝爾獎得主高錕被尊為“光纖之父”，由他發(fā)明的光纖技術被廣泛應用后獲利頗豐，但由于專利屬于雇用他的英國公司，從而導致他只獲得了很少的酬勞。于是，有人認為高錕一生所做的都是無用之功。高錕卻說：“如果事事都以金錢為重，那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的產生。”猶太人嗜書如命，一生中會將許多時間、精力和金錢消耗在購書與讀書上。這在一味追慕現(xiàn)實利益的人們看來，自當屬于無用之舉。可也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龐大的猶太精英人群。

　　其實，有用和無用常常呈現(xiàn)出辯證轉換和因果相偕關系，有時甚至在它們之間很難作出明確的界定。戲曲界有一句行話，叫做“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如果沒有后者，又何來前者？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但現(xiàn)實中人們常常會犯舍花求果的低級錯誤。

　　作家不想深入生活而只想寫出好作品，學者不想調查研究而只想寫出長篇大論，學生不想用功學習而只想找到好工作。凡此種種，都是對有用和無用的誤讀與誤解，其根由皆在功利主義的虛火上升。

　　一個具有戰(zhàn)略思維和長遠眼光的人，之所以會鐘情于讀收益不明顯的書，做不能立竿見影的事，花無用的時間，耗無用的精力，就是為了在現(xiàn)實和已知之外尋獲超越自己的機會。因為他知道，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變化，往往就出自這種環(huán)境，常常就來自這種時刻。

　　超越“有用”和“無用”的評價，循著興趣與好奇，我們所抵達的必是一個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