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公社廣播員紅纓自殺了。她上吊的地方，就是公社禮堂的大木梁。

　　五年前，紅纓在公社革委會主任陳衛東安排下坐到了播音臺前。每天早中晚，螺螄河畔準時響起她那甜磁的聲音，她幾乎成了全公社的時鐘，也成了男青年夢中的百靈鳥。但誰也不能說出更不敢去追求——在這非常時期，卿卿我我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冒頭，是想被“革”得血糊淋漓的羅！

　　但剛與富農妻子徹底劃清界線的陳衛東卻暗暗得手了。他在公開場合對紅纓冷漠疏遠，私下卻對她很好，常找她交流革命思想，公社禮堂的鑰匙和設施都全交由她保管。由于物質匱乏，每次開大會，那排臨時從學校搬來課桌拼成的主席臺，只有中間那個位置鋪著張臺布——從供銷社買新床單來代替的。一是例行節約，二是可以突出革命的中心。一次陳衛東到紅纓的廣播室兼臥室想“看看她的工作”，見那張漫著女人體香的床上竟還鋪著條舊軍毯，那是她爸從抗美援朝戰場上帶回來的，一些小破洞還探出了毯下的稻草頭。歸她保管的那張臺布，卻規規矩矩放在木箱中。陳衛東似乎一下子有了革命的私心雜念，說：“其實，晚上你可以用它作床單。”從此紅纓接受了這個安排。“我睡在了主席臺臺布上哩。”她想。

　　后來陳衛東開大會時坐這張臺布鋪的位置，晚上就睡到鋪著這張臺布或者說床單的床上來，紅纓默默接受了。陳衛東信誓旦旦：“我們要組合革命家庭，做革命的伴侶。”聽得紅纓很激動也很感激。每每這時陳衛東便翻身上馬，對她采取“革命行動”了。不久，陳衛東調任縣革委會主任，但紅纓卻沒能成為他的“革命伴侶”。她又無聲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公社革委會主任走馬燈似地換，但這“臺布床單”的規矩沒換，主任們的哲學很樸素也簡單，就像阿Q的理論：小尼姑的頭，和尚摸得，我咋就摸不得？床單臺布換了四茬，紅纓有了些苦悶：作為回鄉知青，自己是不是太懦弱太墮落？她常覺得背后有手指在戳自己的脊梁。但她依然沉默，和涎著臉來睡她的主任們也無頂撞反抗，只是臉色漸漸憔悴，原本動聽的聲音越來越低沉，越來越沙啞……

　　她自殺時離這場“大革命”的結束僅還有一年時間，那時她剛滿二十四歲。她上吊的工具就是那些臺布床單——她發瘋般地把它們全撕成條，綰成了一個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