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感懷美文

　　90年代的詩壇是一個令人扼腕的年代，90年代的詩歌似乎以年輕詩人的早夭來宣告一個寒冷季節的到來。

　　1991年9月24日，留下一紙遺書和二百多首詩稿后，在一個安靜的晚上，戈麥自沉于當年國學大師王國維溺死的北京西郊萬泉河中，時年24歲。戈麥短暫的一生中時時都冥想死亡，也在抒寫死亡，死亡如同影子一樣死死地跟著他。

　　十年過去了，我們并沒有忘記這位過早離開我們的天才詩人。西渡曾說：“或許他是半神，他是天使。”今天我們重溫他的詩歌，但愿也能獲得“永生的自由”。

　　詩人戈麥最喜歡的一句詩是：“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他說：“詩歌應當是語言的利斧，它能剖開心靈的冰河，在詞與詞的交匯、融合、分解、對抗的創造中，一定會顯現犀利奪目的語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詩歌直接從屬于幻想，它能拓展心靈與生存的空間，能夠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同為北大英年早逝的詩人，海子或多或少對戈麥產生過影響，尤其是海子的臥軌給了更年輕的戈麥很大的打擊。現實的處處打擊和對這個時代的絕望，讓戈麥的詩歌逐漸游離于生活，形成一種獨特的詩風而不被當時的時代所接受。戈麥的詩沒有海子那般明朗的意象，更多的是一種隱秘的抒情，比海子更傾向于死亡的抒寫，可以說他的詩是一種“黑色的美麗”。

　　戈麥考進北大中文系是鬼使神差的，高中時選學理工，高考時報的是經濟學，后來卻進了北大中文系，但所有這些似乎注定了他的文學道路選擇，注定了他會以全部生命來實踐他的詩歌創作。

　　“我從沒有想過，詩應當和我發生聯系——直到1987年，應當說是生活自身的水強大地把我推向了創作，當我已經具備權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時候，我認識到：不去寫詩可能是一種損失。”

　　“朋友們漸漸離我遠去/我逃避抒情/終將被時代拋棄”（《詩歌》）。就是這種逃避抒情的思想，排斥了詩歌創作中的偶然性，突發性因素，使得他與時代拉開了距離，慢慢培植了他的“厭世”觀，在他完成自我的分裂和選擇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孕育著詩人人生悲劇的必然性的種子。“無論如何，我對詩的感激要高與對生活的留戀”，這句話或多或少地體現了詩人的決絕，詩歌成了他的精神故鄉。

　　麥田是海子的精神家園，而戈麥的精神家園是在紅果園，“我手捧一把痛楚，一把山揸/把一切獻給廣闊的家園/獻給燃燒中灼熱的胸懷”（《紅果園》），與現實的決裂，造成戈麥面對的是想象的失落，語言的失落，精神的失落。在紅果園，精神的家園，詩人的心依然無法明亮，“家鄉的紅果園/心靈的創傷連成一片”（《紅果園》）。

　　戈麥是一個把體驗詩歌當成體驗生命的人，有人在評論戈麥的詩時，提到了戈麥作為一個詩人的謙卑，一種對語言的謙卑，將自己降低到語言之下，讓語言自己來呈現。然而在歸結其中的原因時，我卻覺得并不單純的是由于戈麥本身的謙卑的個性，很大一部分在于詩人特性，一種群體性，而戈麥則表現得更為明顯，他的“逃避抒情”，“痛恨重復”，“必須誠實”等思想，尤其是他的“厭世”，他對這個時代，對生活的絕望，更明確地說是對人的絕望，這必然使他將人放得很低，自覺地將自己放在語言之下，降低自我，泯滅自我。

　　“當我說到風/我的心頭涌起一層淡淡的云/我的話語像一片葦葉/風從葦葉下面一掀而過”（《風》）。對于語言的謹慎，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然而正是這種并非常態的敏感，營造出一種如“纖細的手指敲擊著/淺藍色脆弱的玻璃”般的意境，“那些刮到樹木的并不是風/而是像一樣杳無蹤跡的語言”，在語言過分強大的力量面前，我們讀到的是一種游離于生活的思想，一個在精神家園里流浪的受傷的靈魂。

　　《誓言》是戈麥的一首極優秀的詩作，也是解讀戈麥精神軌跡的一個重要的入口，整首詩昭示著一種重要的分裂，“好了，我現在接受全部的失敗/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著小眼兒的雞蛋/好了，我已經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僅僅一次，就可以干得異常完美”，這種對于“異常完美”的渴求與向往，使年輕的戈麥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分裂，并以此抵押了自己的未來。

　　對于詩歌道路的選擇，一次重要的分裂的完結，卻是另一種人生悲劇的開始，如今的我們已很難相象那個時代里的詩人，對于詩歌這種語言的純粹的追求，然而這種過于純粹的追求，與現實之間的強烈反差，往往會造就一個詩人的悲劇。

　　從《誓言》這首詩的語言開始挖掘，我們便能很容易發現戈麥在用一種幾近崩潰的詞句對這個世界進行消解，將它們轉入一個隱喻的空間。另一位北大詩人指出：“戈麥始終運用一種可能性意味濃郁的漢語來寫作。”這體現了詩人想象的力度和高度，更重要的是體現了詩人一次次地將自己降低，讓詞語淹沒自己，在隱秘的修飾中，讓語言作為一個主體自我呈現。

　　伴隨著決絕與分裂，選擇與悲劇的開始，戈麥作為一個九十年代的詩人，一個異常脆弱的群體中的一部分，始終無法擺脫一種帶血的召喚，“你是誰？為什么在眾人之中選擇了我/這個不能體味廣大生活的人/為什么隱藏在大水之上的云端/窺視我，讓我接近生命的極限”（《陌生的主》）。這種被召喚的命運讓詩人陷入了痛苦的矛盾，“而他最終聽從了命運的召喚/我將成為眾尸中最年輕的一個/但不會是眾尸之王”。

　　海子在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那樣明亮的詩歌后，依然步上了殉詩之路，而戈麥在接近生命的極限的過程中，在命運帶血的召喚下，走上了他在自己的詩作《金鏤玉衣》中所想象的：“而我將故去/將退踞到世間最黑暗的年代/故步自封，舉目無望/我將沉入那最深的海底”。

　　海子和戈麥的相繼離去，給90年代的詩壇帶來了一股壓抑的空氣，詩人之死難道真的是一種命運的召喚？我們后來的人也只能站在詩人的墳墓面前，用詩人的血宣誓：

　　如果你們活著，只是為了證明詩篇

　　往往比謊言更加美麗

　　就讓你們都死去吧

　　讓我穿起你們的黑影，開始重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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