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攝影獎獲得者凱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車尾氣自殺身亡，他的遺言說：“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當時離他憑借那張著名的禿鷲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獲獎不過3個月。有那么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攝的照片——當然都沒有獲獎的那張好。卡特兩頰消瘦，風塵仆仆，非常窮，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個不只是記者的記者。榮格說，同一個時代中會有心理學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人，比如現(xiàn)代社會中也會有古代迦太基人類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說凱文·卡特不算當代記者，要歸人很早以前理想主義的那一撥兒，心里裝著悲天憫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現(xiàn)代記者們則大多戴著半框眼鏡兩眼迸射賊光，喜歡輕松的工作方式，跟別的行業(yè)的人沒什么區(qū)別，對于痛苦所知不多。

　　凱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個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適合不適合加入經(jīng)世致用的行當，更明確地說，這類人適合不適合現(xiàn)代社會?時代有其強大的法則，如果我們不能夠滿足而快樂地與它調(diào)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樸素藝術(shù)家因此絕跡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賺錢的商業(yè)是最棒的藝術(shù)”因此崛起了——各行各業(yè)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爾·維達寫過一篇名為《熱愛飛翔》的文章，講的是他親身經(jīng)歷的美國航空業(yè)發(fā)軔年代的往事。在結(jié)尾處，戈爾·維達說：“今天科技的發(fā)展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土星的光環(huán)漸漸消失，還能推測銀河系的邊緣還有哪些未知的星球，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擁有生活在相信飛行將創(chuàng)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們的崇高希望了。我們未能創(chuàng)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比那一代美國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失去了改變哪怕只是身邊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令人沮喪的先例。梁啟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輩強出千萬倍，但對這個國家沒起什么作用。胡適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寫了那么多文章，也沒什么用處。你只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盡管每個造出了燦爛文明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歐洲，進步的核心動力總是來自于一幫書生們。那么問題在哪兒呢?我們常說，問題不在我們能解決的范疇之內(nèi)。

　　于是我們偃旗息鼓，承認世界是不可改變的，努力賺錢即可，甚至連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單位的一條愚蠢的內(nèi)部制度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義”，我覺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是這么做的。

　　并不是說以前的人們不是這樣，而是杰出的人們不是這樣。胡適先生回國時才26歲，跟現(xiàn)在的韓寒一樣大，在他前面已經(jīng)有了眾多先賢的失敗例證，他仍舊對著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那時的中國，在某些部分比現(xiàn)在老邁得多，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

　　如今我們身處更繁華的文明之中，卻再也聽不到類似的明朗之聲了。如今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切都會不同”無非癡人說夢，在我看來，這說明了我們有多么聰明。的確，在改變中國方面，胡適的作用可能還沒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當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點的基礎(chǔ)上的商業(yè)模式，甚至稱其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這便是天才，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徹底抽風了，我輩余生中的任務(wù)就是沖它吐唾沫，享受這唯一可以享受的樂趣。

　　其實凱文·卡特只是一名負債累累的自由記者，連份固定薪水都沒有，套用中國的標準來講，就是一沒有記者證的假記者。這路人要是膽敢采訪我們的小煤礦，早被亂棍叉出去了。可是與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兒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樣，他是人類的精華，而我們不是，大多數(shù)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著聰明的頭腦，貪婪果敢、敏于行動，另一些人則有著不合時宜的個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們在蠅營狗茍的生活之中學到的是貪婪，而失去的正是個性，當我們在朝陽區(qū)或者浦東的昂貴寫字樓里尋覓各種機會的時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爾-維達的話說：“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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