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錄一個節目，節目組派了一個實習生來接待我，我問他以前接待過哪些明星，有哪些好玩的事。

　　他說今天是第一次來跟一個明星。我當時一點兒都不介意，反而覺得挺好的，給他一次鍛煉的機會。

　　后來，節目第一個環節結束以后，大家都在換衣服時，我突然發現找不到那個實習生了，就呆呆站在空地上，覺得有些無助。

　　后來的錄制過程中，有一個長時間休息，我就去找他，想用一下自己的手機。他把我拉到一分角落里說，對不起，手機被摔壞了。

　　我說沒事，摔了就摔了吧，你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他說要賠我一個新的，我不可能讓他這么做，我勸他不要總想著這件事。

　　下午進行到另一個環節的時候，我想喝口水，結果他遞給我的杯子里裝的是開水，我被燙到了舌頭。我被身邊的伙伴照顧得太好了，保溫杯里從來都是溫水，自己也基本上不用試溫度就喝了。

　　我被燙得舌頭很麻，嘴也很疼。

　　他說這是好久以前灌的開水，覺得可以慢慢涼下來，但是那是很好的保溫杯。

　　中間回到酒店休息的時候，我還是因為嘴被燙了很不舒服，我的工作人員想要找電視臺反映這個情況，我說還是別了。

　　我想到這很可能會改變他接下來的職業生涯。

　　何必為了解氣，影響這個男孩的未來呢？

　　為什么不能換個角度想，反映問題才能幫助他成長？

　　很多人都把投訴別人當作幫助別人成長的方式，但我認為所有幫助成長的前提是不讓人受傷害。

　　如果接待我的不是實習生，是一個很老練的人，你當然可以投訴，但對一個實習生來說，你讓他留住，再給他這個機會就是幫他。

　　我想他會懂得這份善意。

　　類似的事，還發生在《煎餅俠》的劇組中，我第一次做導演，特別羨慕別的導演都有監制。監制會提出很專業的意見，幫助導演完成作品。

　　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很悲情。

　　導演團隊是我自己組建的。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之前投過簡歷給我，對電影毫無經驗，但是非常有熱情，肯做最臟最累的活兒。我還遠赴香港，找到一位在業界幫助過很多人的專業人士，他自己已經是成熟的導演，已經很久不做副導演了，我求他幫我。他來了。

　　電影開拍之后，可能是因為地域文化差異，香港導演的工作開展得并不如預期順利，有工作伙伴很心疼我。

　　他們讓我把自己從香港請來的副導演換掉。但是作為我這樣性格的人，是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的。

　　那個時刻，我突然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座孤島。所有的人都心明眼亮，讓我必須做出這個決定，我覺得自己被孤立了。

　　我的工作團隊先于我，和香港的導演溝通說，請您回去吧。香港導演給我發了一條長長的微信，要和我再好好聊聊，我握著手機看著這條微信，很想回他說：好，我們聊聊。

　　但我周圍的人說你不要回，你一回就一定要聊，一聊你就一定會心軟。

　　我沒有回他，那個副導演從北京回了香港，我的這一舉動在大家看來是一種霸氣，是敢于對不合適的人說不，被所有人稱贊。接下來的工作氣氛又重新回到了正軌。但那幾晚我是持續失眠的。

　　我到現在都覺得對不起那位導演，他也同樣為《煎餅俠》做出了很大貢獻，只不過是否適合是更重要的事。

　　寫這個故事，并不是為了說我曾經歷過多么糾結的時刻。

　　而是我想起，我可以狠下心請香港導演離開，但團隊中有個第一次做電影、一腔熱情多于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他陪我走到了最后。

　　他的能力肯定是不及香港導演的，但我認為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完整地接觸一次電影拍攝，否則，他接下來的職業生涯都會產生變化。

　　你是否被別人惡意對待過？我不太能覺察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很多事情都是照鏡子，你付出了別人也會回饋。你想別人壞，別人就是壞；你想他好，他就是好。

　　每個人對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樣，我知道世界一定有惡，也不是每個人對我都是喜歡和善意的。

　　但我似乎從來都沒有察覺過，我在心里總給一些人留臺階，為他們找到最合適的理由。

　　例如我去錄一個節目，是一個實習生來接待我，我不會偏激地去想，劇組就是看我好欺負才給我安排了實習生吧？而是我覺得真的就這么巧，我去的時候，正好有一個實習生來了，正好安排給我了。我覺得這樣才是正面積極去思考問題的方式。

　　看不見傷害，就沒有傷害。做一只鴕鳥挺好的。

　　善良的人容易心軟，心軟的人容易軟弱，沒有力量，你怎么看？我不這么看。我并不認可這個公式，善良、心軟等同于軟弱和沒有力量？

　　恰恰相反。

　　不一定聲音大就一定是有力量的。

　　就拿飛機晚點來說，我看到很多人為飛機晚點鬧，向航空公司投訴，非常激烈地爭吵，但是我認為這沒有什么力量，也一點用都沒有，當滿足了起飛條件之后，航班自然就會飛了。不如平和地與人溝通，問清楚具體原因，掌握了信息，心平氣和地接受，如果可以，再給辛苦工作的人一個理解的微笑，我覺得他們會感激你，還會幫助你。

　　善良，才是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