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迷信，對民俗上墳的事，不太講究.自母親去世以后，我是逢節必去，總覺得沒有好辦法報答母親養育之恩.清明節，我們兄妹又來到母親墳前……

　　母親是在我們兄妹正共享長了工資的興奮日子里去世的.我們兄妹能夠”吃上黃糧”都歸功于母親。

　　母親是偽滿高小畢業的，那時雖然是日偽統治時期，但在我們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母親接受的教育，還是以那些老私塾、老學究們的儒家思想.母親教育我們的原則是，誠實做事，老實做人，母親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誠實常常在”。

　　母親留下我們三男三女兄妹六人。在五、六十年代，家中生活十分困難，母親十分節儉，老百姓都說母親會過日子，為了供我們讀書，母親在1958年大躍進那個年代，養了頭豬，賣錢換了一臺舊縫紉機，白天，她參加生產隊勞動，晚上，五更半夜的，點著松樹明子照亮給人做衣服掙錢，特別是我和哥哥念中學時，都在外地住宿讀書，那時給人做一條褲子才掙五角錢，我們每兩周回家一次，每次母親都把學費飯伙錢準備好，給我們燉一小筐咸菜，兩罐頭瓶子醬蘿卜條，一包地瓜或者是菜餅子。吃用從沒讓我們缺著難著，穿的是新象新樣，舊象舊樣，補連整潔，即使補丁落了幾層，也從沒讓破了穿出去。

　　母親教育孩子在咱那條山溝里十里八村是有名的，她對我們管教十分嚴格.教我們懂禮貌，要懂規矩、聽話，不準我們和別人打架，生事惹禍。我們那時學別人家的孩子，不注意說了一句臟話，母親的巴掌馬上就會上我們身的，她說:“非得讓我們長記性不可”。

　　別看母親管教我們果斷，對小節問題不吭忽。但遇到我們不痛快時，又特有耐心。記得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一次和小伙伴們逃學，被老師批評了，一賭氣，干脆不念了，主動把家里的豬趕出去放。這回，媽媽沒打我，也沒罵我，反而一直哄我，勸我上學。我很犟，不愛聽，不讓我放豬，就拿著小筐挖野菜去，媽媽放下家中的縫紉機活，跟我到山上，看到放牛的，就對我說：“你不上學，以后就得在家放牛啦”。“是呀”我想：“那個放牛的，就是我伯父的兒子，他六歲就放牛，那時快二十歲了還放牛，有名字別人也不叫，都喊他牛倌”。媽媽每天早上把飯盒給我裝上，把書包給我背上一次。三天后，我的犟勁過了，但還礙于面子，不肯自己去學校，但媽媽不送我，最后還是逼我自己回到學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學，也是唯一一次逃學。

　　母親做什么事都講個公平。我們兄妹間，不管大小，吃用東西都要分，不準哪個多吃多占。那時小弟老妹還小，媽媽給我們大兄妹四個每人買一個不同花樣的小花碗，每人一個小醬碟，吃小咸魚，每人分一條，吃咸雞蛋，切四瓣每人一瓣。凡是好一點的飯菜，媽媽總要給分到我們的碗里，不準爭搶。在母親的教育和熏陶下，我們兄妹凡事都有尊有讓，名聲在外邊很好.

　　我們這代人，趕上文化大革命，應該說機會不是很好，那時已取消高考，讀完中學就回生產隊當社員.那時還沒興走后門，也不興考試，公社，大隊需要個人，就從年輕的人堆里扒拉，看好誰，直接就用了.由于母親的教育為我們墊了底，社會口碑很好，下學后，我們兄妹干活辦事都扎實認真，吃苦耐勞，幸運就一個接一個的落到我們兄妹頭上。哥哥念完中學，讀了一年耕讀師范，回大隊就被安排教小學，我中學畢業，在生產隊干了兩年隊長，抽到大隊干了不到二年又被公社采用，大妹子下學，不到一年就被任命為農田建設專業隊長，她不善言辭，帶領民兵劈石擋大壩。砸鋼釬，打炮眼，裝炸藥，點炮樣樣都領頭干，都敢干。二十年后，一位和她同期當專業隊長的老同志還在我面前夸獎：“妹子真厲害，打炮眼，兩只手一只手把一根鋼釬，打錘，她雙手掄錘，單手落錘，甩錘拎的真漂亮”。大妹子后來被保送上了大學，畢業回鄉也教學。二妹更幸運，念完中學就被直接選中做了小學教師。剩下三弟和老妹子，他們小，以后就沒這樣的機會了。象我們家兄妹個個都被公社重用的很少，讓鄉鄰們羨慕的不得了.

　　那年，媽媽八十四歲了，她老人家自己說，自己到圣人壽命，七十三、八十四，是坎年。這年，正是教師和機關干部長工資的時候，我們長兄妹四人數我這事業干部長得最少，還掙1400多。這下在我們這個偏遠的山溝溝里重新又掀起一陣轟動，這次人家羨慕的不是我們，都在夸我的媽媽。媽媽就在我們兄妹正高興的時刻得腦溢血突然長辭于世，鄉親們的話：“這老太太，一輩子竟為兒女著想，臨走時也不肯拖累兒女一回”都說我的媽媽是一位最成功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