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迷信,對民俗上墳的事,不太講究.自母親去世以后,我是逢節必去,總覺得沒有好辦法報答母親養育之恩.清明節,我們兄妹又來到母親墳前……

母親是在我們兄妹正共享長了工資的興奮日子里去世的.我們兄妹能夠”吃上黃糧”都歸功于母親。
母親是偽滿高小畢業的,那時雖然是日偽統治時期,但在我們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母親接受的教育,還是以那些老私塾、老學究們的儒家思想.母親教育我們的原則是,誠實做事,老實做人,母親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誠實常常在”。
母親留下我們三男三女兄妹六人。在五、六十年代,家中生活十分困難,母親十分節儉,老百姓都說母親會過日子,為了供我們讀書,母親在1958年大躍進那個年代,養了頭豬,賣錢換了一臺舊縫紉機,白天,她參加生產隊勞動,晚上,五更半夜的,點著松樹明子照亮給人做衣服掙錢,特別是我和哥哥念中學時,都在外地住宿讀書,那時給人做一條褲子才掙五角錢,我們每兩周回家一次,每次母親都把學費飯伙錢準備好,給我們燉一小筐咸菜,兩罐頭瓶子醬蘿卜條,一包地瓜或者是菜餅子。吃用從沒讓我們缺著難著,穿的是新象新樣,舊象舊樣,補連整潔,即使補丁落了幾層,也從沒讓破了穿出去。
母親教育孩子在咱那條山溝里十里八村是有名的,她對我們管教十分嚴格.教我們懂禮貌,要懂規矩、聽話,不準我們和別人打架,生事惹禍。我們那時學別人家的孩子,不注意說了一句臟話,母親的巴掌馬上就會上我們身的,她說:“非得讓我們長記性不可”。
別看母親管教我們果斷,對小節問題不吭忽。但遇到我們不痛快時,又特有耐心。記得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一次和小伙伴們逃學,被老師批評了,一賭氣,干脆不念了,主動把家里的豬趕出去放。這回,媽媽沒打我,也沒罵我,反而一直哄我,勸我上學。我很犟,不愛聽,不讓我放豬,就拿著小筐挖野菜去,媽媽放下家中的縫紉機活,跟我到山上,看到放牛的,就對我說:“你不上學,以后就得在家放牛啦”。“是呀”我想:“那個放牛的,就是我伯父的兒子,他六歲就放牛,那時快二十歲了還放牛,有名字別人也不叫,都喊他牛倌”。媽媽每天早上把飯盒給我裝上,把書包給我背上一次。三天后,我的犟勁過了,但還礙于面子,不肯自己去學校,但媽媽不送我,最后還是逼我自己回到學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學,也是唯一一次逃學。
母親做什么事都講個公平。我們兄妹間,不管大小,吃用東西都要分,不準哪個多吃多占。那時小弟老妹還小,媽媽給我們大兄妹四個每人買一個不同花樣的小花碗,每人一個小醬碟,吃小咸魚,每人分一條,吃咸雞蛋,切四瓣每人一瓣。凡是好一點的飯菜,媽媽總要給分到我們的碗里,不準爭搶。在母親的教育和熏陶下,我們兄妹凡事都有尊有讓,名聲在外邊很好.
我們這代人,趕上文化大革命,應該說機會不是很好,那時已取消高考,讀完中學就回生產隊當社員.那時還沒興走后門,也不興考試,公社,大隊需要個人,就從年輕的人堆里扒拉,看好誰,直接就用了.由于母親的教育為我們墊了底,社會口碑很好,下學后,我們兄妹干活辦事都扎實認真,吃苦耐勞,幸運就一個接一個的落到我們兄妹頭上。哥哥念完中學,讀了一年耕讀師范,回大隊就被安排教小學,我中學畢業,在生產隊干了兩年隊長,抽到大隊干了不到二年又被公社采用,大妹子下學,不到一年就被任命為農田建設專業隊長,她不善言辭,帶領民兵劈石擋大壩。砸鋼釬,打炮眼,裝炸藥,點炮樣樣都領頭干,都敢干。二十年后,一位和她同期當專業隊長的老同志還在我面前夸獎:“妹子真厲害,打炮眼,兩只手一只手把一根鋼釬,打錘,她雙手掄錘,單手落錘,甩錘拎的真漂亮”。大妹子后來被保送上了大學,畢業回鄉也教學。二妹更幸運,念完中學就被直接選中做了小學教師。剩下三弟和老妹子,他們小,以后就沒這樣的機會了。象我們家兄妹個個都被公社重用的很少,讓鄉鄰們羨慕的不得了.
那年,媽媽八十四歲了,她老人家自己說,自己到圣人壽命,七十三、八十四,是坎年。這年,正是教師和機關干部長工資的時候,我們長兄妹四人數我這事業干部長得最少,還掙1400多。這下在我們這個偏遠的山溝溝里重新又掀起一陣轟動,這次人家羨慕的不是我們,都在夸我的媽媽。媽媽就在我們兄妹正高興的時刻得腦溢血突然長辭于世,鄉親們的話:“這老太太,一輩子竟為兒女著想,臨走時也不肯拖累兒女一回”都說我的媽媽是一位最成功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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