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已經去世十年了，但是父親的離去到今天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種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們家四個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哥哥要差將近9歲，我跟我最大的哥哥差15歲，父親有我的時候已經將近40歲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對我特別關愛。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時候都挨過父親的打。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屬于“熱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也愛喝點酒，脾氣當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時候沒少挨父親的揍。但是到我這兒，卻是個例外，父親從來沒對我動過一個手指頭。

　　剛上小學的時候，由于我爺爺被劃為“大右派”，號稱“甘肅省頭號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親他們這一輩幾乎人人都受到牽連。我的幾個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肅省一些偏遠貧困的地區勞動改造，甚至被關在牛棚。我這一輩自然也很難幸免于難。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難邁過的門檻，我們都屬于“地富反壞右”子女。我們低人一等，需要夾著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學，學校里的老師和同學們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孫子。剛開始是在上學、放學的時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點點。沒過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擊的對象。經常有別的小孩嘴里喊著“地主崽子”，從后面向我扔石頭、磚塊。有一天，在放學路上，幾個高年級的學生把我堵在一個街角里暴打了一頓。回到家，父親看到我的樣子，二話沒說，領著我直接找到了那幾個學生的家，正告他們的家長下不為例。不僅如此，第二天，父親又領著我到學校，找到了學校領導和那幾個同學的班主任老師。結果，在學校老師和我父親的見證下，那幾個同學排成一行當面向我道歉，并保證以后絕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覺父親就是我的保護神，是我的天。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北京，開始了一個人的闖蕩。盡管由于時空的關系，我跟父親的交流變得不那么隨時隨地，但從未間斷過。到我調到了央視，開始做一個“電視人”以后，已經退休的老人家又開始對我格外地關心，經常給我打電話，有時還改改我發音的錯誤。我隱隱感覺到父親的自豪感與日俱增——我時常從別人嘴里聽到老人家對我大加贊賞，并因我而自豪。

　　那個時候，父親雖然名義上已經退休，但還在堅持上課。父親是蘭州大學俄語系的教授，教授俄語和俄羅斯文學，另外還教授西方戲劇史和古代漢語。在文史方面，父親是一個雜家。新中國建立前，他在西北大學專修中文和歷史，無論是歷史還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識面又非常廣。在我的記憶中，就沒有我父親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視后在采訪報道中遇到什么難解的問題，第一時間想到請教的人就是父親。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還是一個特別多才多藝的人。在家里，有的時候他喝點小酒，興致上來就會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詩；甚至還會引吭高歌，用俄語唱上兩句。另外，父親喜愛戲劇，他對京劇的熱愛近于“票友”級別，而對話劇就更是情有獨鐘，達到“發燒”級了。我讀大學期間，他除了在俄語系當老師以外，還兼任蘭州大學工會主席和蘭大戲劇社的榮譽社長。我大二那年，他帶著中文系七八級的同學們排演了打倒“四人幫”后風靡全國的話劇《楓葉紅了的時候》，老人家還自告奮勇在劇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2004年的7月30號，我在家中接到二哥從蘭州打來的電話，說老爺子住院了。我趕緊打電話到電視臺，安排了當晚節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飛機場。在機場等著登機的時候，我打電話給父親。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依然洪亮，他說：“沒事兒！別聽你哥說，我就是有點感冒，估計是腸胃感冒。沒問題，過兩天就好了，沒那么嚴重。”我說：“不管怎么說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醫院靜養，好好檢查一下。您等我回來。”沒有想到，這竟是這一生我與父親的最后對話。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蘭州中川機場的時候已經是傍晚7點多了。剛把手機打開，電話就打了進來。“到了嗎？趕緊的，老爺子不行了。”電話那頭慌張地說著。我不敢相信地回應道：“開玩笑！我上飛機前還在和老頭說話呢，怎么可能呢？！”那邊說：“你趕緊來吧！已經昏迷了好幾次了！”中川機場離蘭州市區有七十多公里，路上要走一個多小時，等我趕到醫院時已經快9點了。走進病房，我看到父親躺在那里，雙目緊閉，微微開啟的雙唇透著絳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貼近父親的耳朵說：“爸，我回來了，您放心，沒問題的。”父親沒有回應。旁邊的醫生說了句：“已經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開手的時候，我忽然感覺到父親的手輕輕地捏了我一下，仿佛是在告訴我，他知道我回來了。醫生們很快開始組織搶救，20分鐘后，父親走了。聽到這個消息，我試圖忍住悲傷，強迫自己平靜地接受現實。但一分鐘，也就熬過了那最初的一分鐘，我的淚水無法控制地奪眶而出。我從省人民醫院的二樓病房沖下來，跑到院子中間的一個花壇旁，蹲下來，雙手掩面，開始號啕大哭起來。男人哭起來有的時候會很難聽。我不記得自己這輩子有沒有那么難聽地哭過，反正在蘭州那個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