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文教育理論上，尤其在對漢語文的定位上，我們應該在傳統語言理論和傳統文論的基礎上，重建我們自己的話語，回歸我們的傳統。

　　語文是什么? 多年來，我們總想給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因為這是語文的核心理論，若有謬誤，將給課程實施帶來無窮麻煩。經過反復爭論和權衡，終于，新課標一錘定音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 于是，語文界皆大歡喜，以為大功告成，從此就天下太平。可是，隨著教學實踐的深入，問題一個個出來了: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指什么?語文課怎樣上才能體現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與人文性又怎樣才能實現統一?統一的標準在哪里?更為嚴重的是，這個定性還不能從理論上解決語文教什么的問題，因此，許多教師仍處在不知語文教什么的迷霧之中，教學中存在著大量的非語文、泛語文、反語文的非理性傾向。雖然新課標對課程目標和學習方式、方法等做了較好的論述，但與存在的問題比起來，這些亮點也都顯得黯談

　　出現這么多問題，的確是始料不及的。我們 不禁要問:為什么會這樣?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隨著學習和研究的深入，我們終于清楚了，原來，是工具性、人文性這兩個舶來品與我們的漢語文不那么契合。

　　工具性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法同啟蒙思想家盧梭《論語言的起源》都曾提到語言的士具屬性。最為我國學人熟悉和信奉的是列寧《論民族自決權》中的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的語言是士具，是武器，人們利用它來相互交際、交流思想，達到相互了解的話語。其后，我同的語文課程標準和教學大綱，就接過了工具論的說法，奉為圭臬，再也放不下來。其實，工具性不是語言的本質屬性。人是語言的動物，人具有語言性;而語言是人獨有的天性，語言也具有人性，因此，屬人性質才是語言的本質屬性。而我們將這不是語言本質屬性的工具性拿來作為漢語文的性質，怎么能不出問題？

　　至于人文性，雖然我國古代的《易》觀乎天問，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有 人文詞，但這人文是與天文相對，指的是人世間的各種現象，與語文課程的人文性好像沒什么關系。人文性來自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是從西方引進的概念，它本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打出的一面鮮亮的思想旗幟，是體現那個特定歷史階段進程的進步文化思潮，用它來概括漢語文的特點是否合適，也是值得研究的。當然，人文精神是人類共同的文明發展結果，有一定的普適性，但它畢竟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用它來概括漢語文的特點，總給人以用西方觀念來套用的感覺。漢語文的特點還是應該從漢語語言學、漢語文章學和漢語文藝學的實際來考察，為什么一定要搬用西方人的概念?我國古代文論中貫穿始終的最突出的是仁政、民本思想，也就是為民請命、怨憤著書和不平則鳴的精神，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堅毅不屈、頑強斗爭的性格和先進分子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從孔子的仁者愛人、詩可以怨，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與民間樂;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艱到司馬遷的發奮著書說和劉勰、鐘榮提倡的建安風骨;從李白的濟蒼生、安黎元至杜甫的三吏、三別，再到白居易的救濟人病，禪補時闕;從韓愈的不平則鳴到蘇軾的言必中當世之過，再到李費的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這種追求先進理想的奮斗精神和反對壓迫抨擊黑暗的抗爭精神，貫穿了我國古代文學創作和文藝思想發展的全部歷史。這就是我國古代文論的主要精神和光輝傳統，我們又何必一定要用西方的觀念來概括漢語文的特性呢?

　　工具性和人文性這兩個舶來品都不是漢語文的內在屬性，都是外在于漢語文的屬性，外在于漢語文的屬性當然不能統一在漢語文之內。所以，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是個想當然的命題。聽說讀寫的語文實踐也證明了它們離漢語文很遠。比如誰說話、寫文章想到了什么工具性?誰又想到了要表達什么人文性?說話、寫文章，首先想到的是用什么樣的言來表達自己的心中之意一一 心意、情意、意見、意思、意圖、意志、意愿、意念、意趣等等。因為它們是生硬移植來的洋玩意，不服我們漢語文的水士!難道我們的漢語文就沒有自己的一套語言學、文章學、文藝學的話語系統嗎?難道我們的漢語文真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的語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