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別人問到我的職業時，我就感到很尷尬，我就會臉發紅，講話結結巴巴，可我一向還被人認為是個沉著自信的人。我羨慕那些能說“我是個泥瓦工”的人。我羨慕理發師、會計、作家，他們的表白總是那么簡單，因為所有這些職業本身就說明問題，不需要進行長篇解釋。相反，對于類似的問題我卻不得不回答：“我是個賣笑的人。”這種招認又要求進行更多的招認，因為我對第二個問題“您以此為生嗎？”還得如實回答“是”。我確實是靠我的笑過日子的，而且過得很好，因為用商業術語來說，這是個搶手貨。我是個善于笑的人，經驗豐富，誰笑得也不如我，誰也沒有我那樣能掌握這門藝術的精細微妙之處。為了避免進行使人膩味的解釋，好久以來我就自稱是個演員，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講口才都那么貧乏，因此這個稱號在我看來距離真實情況甚遠。我酷愛真實，而真實情況是：我是個賣笑的人。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劇演員，我不是逗別人樂的人——我是表演笑的。我像一個羅馬皇帝或一個感覺靈敏的中小學生那樣笑：我對17世紀的笑和對19世紀的笑一樣熟悉，如果需要的話，我能使人聽到所有世紀、各個社會階級以及不同年齡組的人的笑聲。我很容易學會做到這點，就像有人學會修理鞋子一樣。我胸中蘊藏著美洲的、非洲的笑，白種人的、黑種人的、黃種人的笑——只要給我適當的報酬，我就會按照導演的命令使這些笑聲回響起來。

　　我成了必不可少的人，我在唱片里笑，我在錄音帶里笑。電視導演對我畢恭畢敬。我憂郁地笑，有節制地笑，神經質地笑——我像有軌電車檢票員或食品行業學徒那樣笑；早上的笑，晚上的笑，夜間的笑或者黃昏的笑，一句話，不管什么地點和什么形式，只要需要有人笑，總是我出場。

　　不用說，這是一種費力的職業，特別是由于我還熟練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這是我的專長。那些三四流的喜劇演員，他們老是不無理由地擔心觀眾是否能聽懂他們的妙語和警句，對他們來說，我同樣是少不了的人。人們幾乎每晚都能在夜總會里見到我，充當微妙的類似捧場者的角色，每當節目出現了疲沓情況時，我就得去引出觀眾的狂笑來。這項工作應該做到恰到好處：我那豪放的縱情大笑既不能過早，也不能過晚，它應該來得正是時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時刻爆發出笑聲，使整個觀眾同我一道哄笑起來，高潮總算出現了。

　　于是我拖著疲憊不堪的步子，溜進衣帽間，穿上大衣，高興終于下了班。回到家里，幾乎總是發現這樣的電報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錄音。”就這樣，幾個鐘頭后我又坐在一輛暖氣燒得過分熱的快車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運了。

　　誰都能理解，在工作之余或是假期中，我再也沒有心思笑了：擠奶工人會樂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樂于忘掉他的灰漿，而且木工家里通常總有不好關的門或是不好開的抽屜，糕點師傅喜歡吃酸黃瓜，屠宰工人喜歡杏仁餅，面包師傅對臘腸的喜愛勝于面包，斗牛士把養鴿子作為業余愛好，拳擊手見到他們的孩子鼻孔流血就會臉色發白。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在下班后就從來不笑。我是個嚴肅得要命的人，人們也許是理所當然地把我看成一個厭世主義者。

　　我的妻子在我們剛結婚那幾年里時常對我說：“笑吧！”但后來她清楚地認識到我已不可能滿足她的愿望。我高興的是高度嚴肅能使我那由于過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過于緊張的心弦松弛下來。的確，甚至別人的笑也使我神經緊張，因為它老使我想到我的職業。因此我們安詳平靜地過著婚姻生活，因為我的妻子也忘記怎么笑了：我有時無意碰見她在微笑，我也報之以微微一笑。我們低聲交談，因為我討厭夜總會里的喧囂聲和往往充塞播音室的那種嘈雜聲。不認識我的人以為我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也許我是那么一個人，因為我為了笑而不得不老張開嘴。

　　我麻木地度過我的一生，僅僅有時才露出溫和的微笑。我常常問我自己從前是不是笑過，我認為沒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證，我一向是個嚴肅的孩子。

　　就這樣，我這個曾以各種方式笑過的人，竟從來沒有聽到過自己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