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亞當斯律師答應為英國士兵辯護。這著實令1770年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英國人的征稅法已經讓北美殖民地人民無法忍受，反英情緒正激烈，這群英國士兵居然在街頭公然開槍，殺死了五個平民。更何況，亞當斯原本還是以反對英國壓迫而聞名的。但這一次，他卻頂著激憤的群情，替一群英國國王派來的殺人犯打起官司來。要知道，在此之前，被囚禁起來的英國上尉和士兵，甚至都找不到幾個像樣的人肯替他們辯護。

　　為敵人辯護這一年，又矮又胖的亞當斯35歲，距離他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還有將近30年時間。在一個英國國旗正被四處焚燒、征稅員被人澆上桐油示眾的城市，這個決定并不輕松。而他后來的表現也確鑿無疑地顯示出：他既對英國士兵的所作所為沒有好感，也不希望通過此事討好英國人而謀得什么利益。

　　既然如此，我便只能從他那讓人印象深刻的辯護中尋找他的動機。一份文件記錄了這個口若懸河的律師的如下辯詞：“法律一方面對被告的乞求與哀叫無動于衷;另一方面，對公眾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維護善，懲罰惡，它不以人們的貴賤貧富為標準，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遠是理智的。”

　　通過他的辯護，后人也得以了解這場屠殺的基本脈絡：憤怒的人群叫嚷著“打死他們”，挑釁英國士兵，并且向他們扔去雪球、冰塊和石頭，后者于是開槍還擊。據此，亞當斯在擠滿了憤怒的旁聽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辯護：如果一名軍人在執行職守時殺死一個對他進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種正當的行為。

　　他幾乎大獲全勝。包括上尉在內的六名英國士兵被無罪釋放，兩人被判處過失殺人。這個結局讓大多數波士頓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時間里，他幾乎名譽掃地，沒有什么官司可打，許多人懷疑他變成了一個親英派，另一些人則指責他是被金錢誘惑——盡管根據記載，他為這個官司忙活了將近一年，卻只獲得了少得可憐的代理費。

　　在這個固執的人看來，他所服務的，并不是幾個他所反對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這個法律“假定每一個人都是無罪的，在法庭判決之前，沒有權利把任何人稱為殺人犯”。

　　法律的公義并不為民意所左右，這是亞當斯辯詞中的精義。憤怒的波士頓市民并沒有讓他放棄信仰——事實上，他對于民意的狂暴始終保持警惕。此前，看到反對印花稅的人們砸毀英國官員的房子并搶劫財產時，他就表達過自己的恐懼。法國大革命爆發后，他作為美國的第一任副總統，堅決反對過火的暴行。

　　法國發生的暴行讓他相信：“在民主政體中無限制地濫用權力，就像在君主專制統治下一樣暴虐、殘忍。”而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砍掉腦袋后，他對一名英國記者說，人類最終會發現，假如大多數人失去控制，他們和不受約束的暴君一樣，會變得專制殘暴。

　　在很長時間里，亞當斯并沒有太好的名聲。有人注意到，他的名字很少出現在建筑物或紀念碑上，教科書也只是將他一帶而過。與獨立戰爭的領袖華盛頓、人民權利的維護者杰斐遜相比，他保守、固執，刻意與激進者保持距離。而這些特質，都體現在他為幾名英國士兵所作的辯護中。

　　他曾帶領國家擺脫與英國的戰爭，第一個將美國政府搬進了白宮，但在晚年回憶起來，他卻覺得，只有1770年那場辯護，才是他一生中為美國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