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并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于臨朝，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么，神宗是什么時候從一個立志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東西讓皇帝墮落得如此厲害呢?雖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于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后是因為厭定陵出土的金冠

　　惡大臣之間的朋黨斗爭。但是，學者們也以為，神宗之怠于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的背后，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歷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于酒、色、財、氣，并獻四箴。對皇帝私生活這樣干涉，使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于仁，無疑是承認雒于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于毓德宮中，自辨甚悉。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神宗根本不承認雒于仁的批評。的確，明末社會好酒成風。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于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定陵出土的皇后鳳冠

　　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說，明代后期對于酒不實行專賣制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神宗在17歲的時候，曾經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圣太后廢掉帝位。這件事他倒是承認。至于說到好色，神宗雖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卻一點也不遜色于他的父親。他在萬歷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夾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神宗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至于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括。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萬歷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萬歷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歷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后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后，神宗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愿意上朝聽政;后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復，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寶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愿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到十七世紀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員空缺的現象非常嚴重。萬歷三十年(1602)，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萬歷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定陵方城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