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臺以高能量電子束治療腫瘤的醫用加速器、中國第一臺高能電子直線加速器、中國第一臺對撞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亞洲第一臺實現飽和振蕩的自由電子激光裝置，以及新型電子直線加速器等多項站在世界前沿的項目。其中，有兩項是世界首創，另三項填補了國內重要空白。

　　作為我國著名加速器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粒子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為我國高能粒子加速器從無到有并躋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可愛老人。在自家溫暖的客廳里，穿著半舊的毛衣坐在有些年頭的沙發上，微笑著給孫兒輩的記者，講述他的故事。

　　“我就是個普通人，不聰明，也不能干，我能得獎，證明即使資質一般的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這就是謝家麟院士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獲獎感言。

　　他的成功其實無需這一獎項來證明。院士、粒子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包括科技進步特等獎在內等11項獎勵，這些外界給予他的榮譽和頭銜，他說均是“過譽之詞”。

　　他最看重的，是為祖國的發展發揮“一磚一瓦”的作用。

　　“我努力做到了。”他說，自己是個幸福的人。

　　跳上高能加速器的“列車”

　　從二十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央就曾幾度籌劃、醞釀建造高能加速器，發展高能物理實驗一事。高能物理屬于基礎研究的范疇，表面看來，無關眼前的國計民生。實際上它們的研究結果直接奠定了人類今天的文明、文化和高生活質量的基礎，而作為高能物理、核物理基礎研究的手段，加速器是人類認識微觀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高能物理及加速器的發展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科技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

　　1972年，由著名物理學家張文裕牽頭，謝家麟等18位科學家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建議建造一臺高能加速器，開展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當時身患重病的周總理批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

　　那一年，謝家麟52歲。

　　1973年初，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此后，加速器的建設進展得并不順利。時至1980年，由于基建收縮，中央決定下馬這一工程。

　　一時間，高能事業如何繼續發展這一嚴峻的問題擺在人們面前。決策成為關鍵。謝家麟與朱洪元等多次組織國內外科學家展開論證和調研，反復對比權衡各種路線的優缺點，最終，一個建造2。2GeV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浮出水面。該方案有明確的物理目標，雖然能量不是很大，但規模適中，可做國際上前沿的物理工作，而且有兼顧同步輻射應用的特點，這是我國在當時高能經費收縮的條件下，仍能在高能物理方面迎頭趕上世界先進科研行列的極好方案。謝家麟又進行了非常詳細慎重的研究，參考美國相近裝置的造價以及銀行資料，估算出了造價。

　　但是，對撞機技術難度很大，需要冒較大風險，“以至于當時有人說，我們好比站在鐵路月臺上，要想跳上一輛飛馳而來的特快列車。如果跳上了就飛馳向前，如果沒有抓住，就會摔下來粉身碎骨。”葉銘漢院士回憶說。

　　而謝家麟等人堅信2。2GeV對撞機雖難度大，但造價適合我國國情，可以使我國在粲能區的研究居于國際前沿水平。在這一關鍵性的選擇中，謝家麟參與組織數十次研討，反復權衡這兩種裝置的優缺點，通過深入細致的分析，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在研究所取得了一致認同，并向領導和有關方面匯報，解釋疑問，爭取支持。1981年5月初，由中國科學院學部與“八七工程”聯合召開了有多數國內知名物理學家參加的“香山會議”。會議結果基本肯定了對撞機方案。

　　他還領導確定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高能物理和同步輻射“一機兩用”的方案，既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實驗裝置，又開創了我國同步輻射的應用研究，同時填補兩項國內空白。

　　“功夫不負有心人”，謝家麟帶領團隊跳上了飛馳的特快列車。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實現對撞，中國進入了能夠進行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的科技先進國家之列。我國幾代物理學家的夢想終于實現。

　　在科技水平大幅落后的年代，這一裝置的成功，更深層的意義在于，“使我們樹立了有進行國際尖端大科學工程建設能力的信心。”謝家麟在回憶錄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