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適只上過他家一次，而這次來是為了辭退蒙文通的事。錢穆勸他不要辭退蒙文通，表示蒙文通教的是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斷代史，如果辭退了他，至少三年內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但身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主意已定，二人遂不歡而散。后來蒙文通被解聘，果如錢穆所言，北大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替代老師，歷史系主任便來請錢穆講魏晉南北朝史，但錢穆以北大給自己的聘約言明只講上古兩漢史，不愿意再接此課。此后，蒙文通原來的課程便由多位老師分擔。有學生就質疑：這么多老師來授此課，為什么單單不見錢穆來上課呢?歷史系主任沒有辦法，再次來請錢穆，錢穆乃答允上課。與胡適賭氣和滿足學生要求，這是兩回事。

　　錢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顧系主任反對，堅持要增開一門中國政治制度史，因為盡管當時共和革命風起云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被視為專制而遭到鄙棄，但錢穆堅持認為學生要了解專制、要全面了解中國歷史，有必要開此一課。結果，前來選課的學生很多。后來，有人想要組織一政黨，特來邀請錢穆加入，說：“你何必跟胡適一樣天天搞考據，希望你能和我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可能對當前時局的貢獻更大?！钡X穆明確拒絕，表示政治活動不是自己的天性所，恕難從命。研究政治史和投入官場從事政治活動，這是兩回事。

　　顧頡剛在燕京大學辦《禹貢》，陶希圣在北大辦《食貨》，都風行一時。學生就來勸錢穆也辦一本“通典”，可以與《禹貢》《食貨》鼎足而三。并說錢穆只需掛名即可，辦雜志的一切具體事務可由學生代勞。但錢穆以這將耽誤學生學業為由而堅決不允。教書育人與爭名逐利，這是兩回事。

　　檢讀錢穆晚年所撰之師友雜憶，其在北大時，諸如此類的“兩回事”還有不少。生活之中，難得的是能夠隨時分辨清楚種種“兩回事”，不將之混為一談；但許多兩回事其實又是“一回事”，因為，它們不過是做人、做學問風格的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