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背井離鄉的第一年，家鄉已經把夏天過膩了，我卻一個人在南半球強撐著活過一個寒冬。

　　我在一個小小的咖啡館里端盤子，全靠這份工作為下個學期的學費攢資本，經常熬夜寫作業的虛弱睡眠和高強度的工作量讓我的記憶力有些吃不消。

　　有一次為客人點餐時，我在點單那張紙上把“炒蛋”錯寫成“煎蛋”，結果把食物端出去時就遭來顧客投訴。一直在背后緊盯我的老板娘瞬間暴跳如雷，這讓我整個下午的耳邊都充斥著反復的責備“你怎么這么不小心呢？！害我損失客人，你知道這是少賺多少錢嗎？你拿什么賠給我？！”

　　她的聲音是如此地尖利，不帶絲毫仁慈，我不住地道歉，心里卻抗議著“我已經和客人道過歉了啊！”“我每天不是都早來十分鐘嗎？！”“我的手上因為去廚房幫忙還被切傷一道呢！”

　　可這些委屈就被理智緊緊地卡在喉嚨里，任何毫無思考就脫口而出的話都能讓我馬上失去這工作。她給了我一個“趕快走開”的手勢，于是我鉆進廚房里，背對著她，裝作去水池里洗碗，眼淚啪嗒啪嗒掉進滿是泡沫的污水里。我那因為工作在右手小指切下的刀傷還沒來得及痊愈，隱隱的痛令我覺得，全世界都在以最惡劣的方式欺負著我。

　　那一年我就這樣被大大小小的歧視重壓著，每走兩步就會遇見誰的“瞧不起”。

　　我從不后悔自己一個人出來闖蕩的選擇，可我憎惡冷冰冰的陌生人。

　　咖啡館老板娘每一刻都能被觸動的暴躁神經，自大的客人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某個科目的老師說出“你期末成績得B就不錯”的預期，一起租房的男孩子看不慣我很晚才回家，一副“沒有錢就回國啊”的傲慢態度，就連那個麥當勞的十七歲服務生都皺著眉頭地遞給我可樂，好像我磕磕絆絆的英文，不配在這里尋一處落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