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于人之耳目，而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絲麻五谷六材，有適于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于人之耳目，而適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圣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后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后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

　　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茍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于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余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于文詞，見于行事，以聞于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于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余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