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文言文教學中教師的訓詁意識

　　論文摘要:文言文的訓詁意識是在堅持基本訓詁原則及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前提下，對文言詞語訓釋時具有的一種積極的、恒常的、穩定的訓詁態度。具備一定的訓詁意識，在閱讀和教學文言文時，可避免容易出現的迷信教材、忘文生義、以今律古等毛病。中學語文教師至少應具備堅持基本訓詁原則的意識和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意識。訓詁原則與訓詁方法須綜合運用，融匯貫通，才稱得上具備了訓詁意識。

　　論文關鍵詞:語文老師 訓詁意識 訓詁原則 訓詁方法

　　所謂訓詁意識.是在堅持基本訓詁原則及靈活運用基本訓詁方法的前提下，對文言詞語訓釋時具有的一種積極的、恒常的、穩定的訓沽態度。是為探求詞語乃至篇章的豐富含義、揭示詞語演變規律、避免誤訓誤注所把持的訓詁觀念。

　　在中學文言文教學中，教師如不具備相應的訓詁意識，單依賴課本的注解、參考書的幫助，對詞語的訓釋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對學生的進一步追問也無法給以滿意的解答，甚至出現迷信教材、望文生義、以今律古等這些文言文閱讀的大忌。根據大綱對語文教師素質的要求及文言文詞語訓釋的特點，中學語文教師進行文言文教學至少應具備以下兩大方面的訓詁意識。

　　1.堅持基本訓詁原則的意識

　　堅持基本的訓詁原則，就是要堅持從語言的社會性、歷史性、民族性及語言事實等方面，對詞語含義作全面考察。

　　1. 1堅持從語言的社會性考察詞語含義的意識。

　　語言的社會性主要體現在約定俗成這一特性上。約定俗成是詞語的形式與含義得以結合的決定因素，它不但決定了某個特定的語詞與某個特定的含義的結合，同時還決定了這兩者的結合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的。如高二冊《六國論》：“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課本注“厭，通膺，滿足。”從字形上分析，很難將“‘厭”與“滿足”聯系起來。“厭”本寫作“隊”，由“甘”，“月(肉)”，“犬”三部分組成，是個會意字，象一只狗面對香美(甘)的食物，卻將嘴巴轉向一邊不理，表示“吃飽”“滿足”“不需要”。就本字來說是容易理解的，只是后來人們卻借用表示“壓”的“廄”字來表示這個意義，本字“厥”反而廢棄不用，于是“廄”擔任了“壓”和“厭”兩個意義。如《漢書·五行志下》“地震隴西，壓四百余家”中“壓”字就寫作“厥”。《左傳·隱公元年》“姜氏何厭之有?”中“厭”也寫作“厥”。后來人們為區別字形，就在“l”字下加“土”而成“壑”,表示“壓”的意義。加“食”成“膺”表示“厭”的意義，簡化為“膺”。一直沿用至今，這就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語言的約定俗成大多數情況下是任意的，而一旦固定下來就難以改變。王力在《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一文稿中指出:“如果我們所作的詞義解釋只是在這一處解得通，但在別的書上再也找不到同樣的意義，那末，這種解釋一定是不合語言事實的。”清代學者王引之在《經傳釋詞·自序》中也提出了.‘櫻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的訓詁原則，都強調了語言的社會性的重要性。

　　語言的歷史性是詞語含義流變的軌跡和見證。有詞義變化的詞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意義是不盡相同的。如高一冊《鴻門宴》“項王按劍而跽”，課本注“按劍而踞，握著劍，跪直身子”，又注“這是一種警備的姿勢，古人席地而坐，兩膝著地，要起身先得跪直身子。”這樣解釋是不錯的，但如果對該句上文“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中的“坐”字，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坐一臀部放在椅子上支持身體重量”則難以說通，項王為何由“坐”而變為兩膝著地跪直身子呢?這就要考慮到“坐”字在意義上的歷史性。正如課本所注解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對“坐”的解釋更為清楚，古人鋪席于地，兩膝著席，臀部壓在腳跟上，叫做“坐”。如此，《戰國策·秦策三》，“(伍子青)坐行蒲服，乞食于昊市”中的“坐行”其實就是膝行，跪著行走的意田

　　有些詞語因歷史原因已廢而不用，對這些詞我們既要弄清它的原義、用法，又須用現代詞語作恰當的訓釋。《鴻門宴》中有句“沛公奉危酒為壽。”課本注“危，酒器”，但這種酒器今己不見，學生難以把握，必須弄清其容量大小。《王力古漢語字典》注:危，圓形酒器，容量四升。又注:春秋至漢時，一升相當于今200毫升。四升即800毫升。難怪齊人“左手持危，右手畫蛇”(戰國策·齊策》)，為一危酒，三人喝顯得多，四人喝顯得少，最終留下了“畫蛇添足”的千古笑詁。不過，項王賜給樊啥的“斗危酒”則要比一厄大些。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斗危者，危之大者也。”(第430頁)。斗危，當然不是普通一危，即不只800毫升了，而應是足夠幾個人喝的酒，“啥拜謝，起，立而飲之”，一個勇猛、豪爽的英雄形象自然躍然紙上。

　　1.3對語言民族性的察覺意識。

　　一定民族的語言所具有的含義，由該民族的文化環境所賦予。離開了這個特定的民族文化環境，詞語的意義就發生變化。如關于星宿的分野，中國有，外國也有;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碰到文獻中涉及星宿的問題，就不能套用國外的東西。如高二冊《滕王閣序》“星分翼較，地接衡廬”，“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等句中，就只能按中國古代的星宿分野分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注:“據《越絕書》，豫章郡古屬楚國地，當翼、較二宿的分野。又《晉書·天文志上》謂豫章屬吳地，吳越揚州當牛、斗的分野，所以言“龍光射牛斗之墟”。據此注:豫章既屬楚地，又屬吳地;在星宿分野上，既屬翼、較二宿，又屬牛、斗二宿。這是怎么回事呢?其實，這關系到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演變，春秋戰國時，豫章屬楚國管轄，楚國屬翼、轉二宿分野。至三國時，天下三分，吳國占據江南一帶，包括了上述的豫章(南昌)，而吳國又屬牛、斗二宿分野。作者這樣寫也正突出了滕王閣在地理位置上“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販越”的顯著特點。前后照應，古今貫通，滕王閣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可見一斑。

　　類似的如陰陽五行、干支紀年等都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常識，在文獻中隨處可見，不了解其中的關系，要閱讀中國古代文獻，往往就寸步難行。

　　1.4尊重語言事實，準確把握文義的意識。

　　語言事實是文獻作品真實思想的唯一體現。由于文言詞語難以理解，有關文言文的`注釋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只有在堅持前三項原則的基礎上，從文獻語言出發，運用多種訓沽方法，才能作出合乎事實的訓釋。如高一冊((勾踐滅吳》一文中，主要敘述越王勾踐在失敗后，處心積慮，務求報仇雪恨，經過長期的奮斗，終于達到目的的故事。文中既有外交上的能言善辯，又有內治中的臥薪償膽。教材選用時，刪掉了越國大夫文種游說夫差的一段詁:

　　(種)日:“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撤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日:‘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土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系妻李，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以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在這段文章里，文種可謂極盡游說之能事，軟硬兼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陳之以利，言之以弊。使一國之君的夫差“將欲聽與之成”。有了這一心理基礎，加上太宰豁的“美言”，夫差終于無視子青的忠告，“與之成而去之”。從而為吳越之間新一輪的斗爭揭開了序幕。在教學中如不了解這部分，就很難領會全文的生動曲折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