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原來是詩，不是“經”，這在咱們今天是很準確的。但在封建社會里，詩三百篇卻被尊為“經”，統治階段拿它來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詩三百篇是一種配樂演唱的樂歌。這些樂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會和各種典禮，當作儀式的一部分或娛樂賓主的節目。另一方面則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會生活，當作表情達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語言差不多，當然它更加曲折動人。例如周代有一種“獻詩陳志”的做法，當一些人看到國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壞事，就做一首詩獻給他們，達到頌美或者諷諫的目的。還有人由于個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過詩來發泄和申訴。應該說明，“獻詩陳志”是要通過樂工的演唱來獻給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獻詩”總和“簪獻曲”或者“瞍賦”、“矇誦”并提。

　　在人民群眾的生活里，詩歌也常用于表情達意，例如《詩經邶風新臺》和《詩經秦風黃鳥》等，都是針對具體的現實問題而發的。古代史傳中還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內的“徒歌”，例如《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宋國將軍華元被鄭國人提了去，后來逃回來，人民譏笑這位敗軍之將，做了一個歌兒對他唱。這樣的歌，從性質上說和“獻詩陳志”沒有什么分別。不過士大夫獻詩，是特地做了樂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則先是在社會上流傳，給采訪詩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樂曲，達到統治階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會等場合，賓主各方往往通過“賦詩”來表達愿望和態度。“賦詩”時點出現成的詩篇，叫樂工們演唱，通過詩歌的問答，了解彼此的立場，這就叫“賦詩言志”。這種“賦詩”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內容和意義，僅僅是把賦詩者的觀點和愿望寄托在詩中某幾句之上，來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種典型的斷章取義。《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晉侯為了衛國一個叛臣的緣故，把衛侯羈押起來，齊侯和鄭伯到晉國去說情，鄭國的子晨就賦《詩經鄭風將仲子》一詩。《將仲子》本來是一首愛情詩歌，這當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話，是說女的愛著男的，又怕旁人說閑話；子晨卻借用來說，晉侯縱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別人看來總是為了一個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時代，由于新聲代替古樂，造成了詩與樂的分家，詩也就由樂歌逐漸變為純粹的語言藝術了，“賦詩”、“獻曲”也不大見到了。詩三百篇在社會上的實際用途縮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漸把詩的意義和封建教化的原則聯系起來。比如公孫丑問《伐檀》詩中，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國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榮；子弟信從他，就學會孝悌忠信。君子不勞而食，還有誰比他功勞更大呢?”封建統治階級就是這樣“以意逆志”，最后把詩尊為“經”。直到五四運動以后，這部偉大的詩集才沖開了各種烏煙瘴氣，在思想和藝術上放射出奪目的光輝。

　　(摘編自中華書局“知識叢書”金開誠《詩經》)

　　1．下列關于原文第一、二兩段內容的表述，不正確的一項

　　A．《詩經》中的作品原來是普通的詩歌，并沒有深刻的含意，但是封建統治階級卻把它尊為經典，用它來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B．在春秋中葉以前，詩三百篇曾經作為一種配樂演唱的樂歌，成為祭祀、宴會和各種典禮的一部分儀式或娛樂賓主的節目。

　　C．所謂“獻詩陳志”，一種情況是指卿士通過貢獻詩歌，向國君或同僚陳述自己的心意，以達到頌美或者諷諫的目的。

　　D．在古籍記載中，卿士“獻詩”經常和“瞽獻曲”、“矇誦”等一起出現，是因為卿士做詩以后，總是通過樂工的演唱來呈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