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內容有哪些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產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里說的“民歌”,只是一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屬于“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于貴族最低的一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于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干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里,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后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后來他在有邰(今陜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陜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筑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筑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于簡明而有條理。但由于其寫作目的主要在于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于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里面,敘事詩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并,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卬》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里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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