澠水燕談錄原文翻譯

　　《澠水燕談錄》屬于筆記文中的史料筆記。以下是小編精心準備的澠水燕談錄原文翻譯，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原文】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于姑蘇近郊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①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②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③，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選自《澠水燕談錄》卷四）

　　【注釋】①縑（jiān）：細絹。②僅：將近。③令：善，美好。

　　【譯文】

　　范仲淹輕視財富，喜歡施舍他人錢財，尤其對待族人時特別寬厚。他富貴之后，在姑蘇靠近外城的地方買了好的田地數千畝，當做義莊，用來養活跟隨他但比較貧窮的人，他選出一個輩分高而且有賢能的人來管理他資金的進出，每個人每天吃一升米，每年拿一批細絹做衣服，另外婚喪嫁娶，都會給他們錢。聚集的族人將近有一百口。范仲淹死了之后四十年，子孫賢明善良．一直都尊奉范仲淹的規矩做法，不敢廢止。

　　作品介紹

　　筆記文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筆記”之“筆”即文筆之分的“筆”，意謂散記、隨筆、瑣記。筆記文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有此體，其淵源還可以遠溯至東漢。唐代筆記已多，到宋代又有發展。用“筆記”兩個字作書名的，則始于北宋宋祁的《筆記》3卷。宋代的筆記文以史料筆記一類為最發達。其主要特點在于多就“親歷”、“親見”和“親聞”來記敘本朝的軼事與掌故，內容較為切實，不乏第一手材料。《澠水燕談錄》就是北宋史料筆記中的代表性作品。

　　“談謔”，也就是說玩笑話。這種“談謔”式的著述動機，是宋代筆記的普遍傾向，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一種風氣與時尚。王辟之在作于紹圣二年（1095）的《澠水燕談錄》序言中寫到：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寫出了自己的創作心理：編《澠水燕談錄》的目的是為了做酒后談資，做晚年消遣。但是，我們從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之句能夠讀出王辟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雖然年老但關心政治的情懷；從“有可取者，輒記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記錄、整理佚聞趣事時，是有政治傾向性和審美傾向性的，并不是不加選擇，隨手編成。所以，從序言中可以看出，《澠水燕談錄》雖然表面上是一部談謔類的悠閑之作，但實際上蘊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斷，是一部創作動機嚴肅、目的純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筆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考此書，皆記紹圣以前雜事”。共分為十七類：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高逸、官制、貢舉、文儒、先兆、歌詠、書畫、事志、雜錄、談謔，記錄了360多個故事和片段。

　　從寫作特色上說，《澠水燕談錄》的價值有三：

　　1．內容豐富，體裁廣泛，為后世對北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對一些政治家、文學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東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詩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史料。

　　王辟之長期擔任北宋基層地方官吏，交際范圍主要是官場，所以對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傳聞故事非常感興趣也十分熟悉。書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等篇記錄了大量明君、賢臣的歷史事跡，如“杯酒釋兵權”、“開卷有益”的宋太祖趙匡胤、“治最為天下第一”并修岳陽樓的滕子京、力主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馬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以及大將軍狄青、名臣寇準等，很有史料價值；同時，王辟之又是一個文人，對詩人、書畫家等文藝界的軼聞趣事非常關注，如著名文學家蘇軾、歐陽修、尹洙、蘇轍，山水畫家李成、著名詞人柳永等人的事跡也時時出現在書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官制”、“貢舉”、“文儒”等部分，準確、翔實的記錄了當時的官制、科舉情況，為后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舉提供了大量真實的佐證；“歌詠”、“書畫”部分，記錄了大量詩人、書畫家的創作經歷和藝術理論，是我們研究宋代文學史、書畫史時不可不讀的參考文獻。

　　王辟之是臨淄人，晚年大部分時間又在臨淄度過，所以《澠水燕談錄》記錄了大量北宋時期臨淄以及周邊地區的人和事，比如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的臨淄人賈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臨淄長壽老人麻希孟；博學醇德的臨淄名儒趙師民等。書中對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跡也記之甚詳，有近十條之多。

　　另外，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還在有意無意之間創造了幾個第一：

　　第一，《卷八。事志》中有我國對“瓦當”的最早記載，這在瓦當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因而意義極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由此可見，從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開始，瓦當就已經成為文人雅士案頭的賞玩了。

　　第二，我國古典文學史上關于“三蘇”并稱最早也源于本書。據《卷四·才識》記載：“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本書還記載了許多蘇軾的事跡，對我們今天研究宋代文學有很珍貴的價值。特別是書中提到，宋使張蕓叟奉旨出使遼國，在幽州的旅館里發現有遼國人在墻上抄錄的蘇軾詩歌，還聽說范陽的書店曾經刊刻蘇軾的詩集等事，對我們研究蘇軾詩歌的影響和傳播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