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束帶值明后》作者為唐朝文學家柳宗元。其古詩全文如下：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

　　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

　　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前言】

　　這首五言古詩，屬柳宗元元和四年（809年）貶謫永州期間讀書有感而作。三良即春秋時代秦國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左傳》文公六年載有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的事件，《詠三良》即取材于此。柳宗元此詩刺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憲宗信讒言貶賢，自抒強列的孤憤之情。

　　【注釋】

　　①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

　　②明后：明君，謂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黃腸：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指棺木。

　　⑤張皇：張大、擴大。

　　⑥從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翻譯】

　　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凈。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霸主的基業于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以人為殉，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鑒賞】

　　詩的前半部分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寫得有聲有色，情感激昂，極具現實意味，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實內蘊和情感深度。詩作中的“一心在陳力”數語豈不正是詩人對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際的表白？如果再聯系到革新派首領王叔文被賜死，成員王伾、凌準相繼貶死的事件，那么，此處對三良殉死的詠嘆，又何嘗不可看作是對王叔文等慘死的悲悼？

　　更進一步，秦穆公以三良為殉一事在歷史上是頗受非議的，但詩人自有看法，一方面，曰“明后”，曰“恩義皎如霜”，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大大表現出君主之賢明與君臣關系之密切，似乎是情之所致；另一方面，又鄭重指出：“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用“禮”為標準，肯定秦穆公的非禮。詩人進一步引用《左傳》宣公十五年所載魏武子卒，遺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說道：“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而樹起一塊標牌。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指出康公應像魏武子之子那樣去做，可是，康公不僅沒有這樣做，堅持了“禮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良”，這豈不是罪上加罪？庸上加昏？

　　因而詩人對此行徑不能不義憤填膺，以至公開宣稱“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這話還只是就史論史之言，實際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單純的詠史層面，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現實了。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為國效力，而憲宗執位(806年)后，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不能不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憤。他欲討伐康公，實乃鞭撻諷喻憲宗；他為穆公開脫，實欲為順宗張目；他稱贊三良與穆公的生時同體，死不分張，實指王叔文等與順宗同歸于盡，借以慰藉忠魂；他詠嘆三良的冤枉而死，實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劇命運，借以抒發自己的孤憤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