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唐代：柳宗元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譯文 」于永貞元年九月詩人被貶永州，如今北歸走了四千里，從永州回到了長安。

　　朝廷下詔許可在暖和的春天返回京城，在回途的官道上兩旁處處開放了新花。

　　「注釋 」1.灞(ba壩)亭：灞水邊上的驛亭。灞水在長安城東二十里，驛亭是古代供行旅途中休息的地方。

　　2.十一年前：指公元八前。五年詩人被貶離開長安的時間。南渡：指被貶到永州。

　　3.四千里外：永州北距長安約四千里。四千里：《舊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永州，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心里。”這里說“四千”，是舉其成數(shù)。

　　4.許：許可。

　　5.逐：跟隨。

　　6.陽和：暖和的春天。

　　7.驛路：官道，古時供傳車、驛馬通行，沿途設(shè)有驛站。

　　鑒賞

　　頭兩句是說，11年前被貶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時終于回來了，語含喜悅，也有感慨。后兩句借用景物來描寫回京路上的歡快心情。春光，鮮花，是實(shí)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狀態(tài)的反映。這樣借景抒情比直接敘述更加生動，真切。末句“處處新”三字用得精當(dāng)，值得好好體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這里看來是對事實(shí)的描述，其實(shí)精煉地概括了詩人復(fù)雜和激動的情感。其中包含著他對當(dāng)年遭受貶斥的憤懣，對長期放逐生活的回憶，以及重回長安時的激動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詩句的樸素描繪之中，增強(qiáng)了抒情力量。

　　“詔書”使他伴隨著溫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長安來，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朝廷詔返京城，又是紅這陽春季節(jié)，驛路上花開簇簇，既清新又溫暖，此時面對此景，再有一步就可邁入長安東城門的詩人不能不深感激動、喜悅，激動、喜悅而不明說，僅用“處處新”三字來見意，便勝過了萬語千言。因此“驛路開花處處新”，這是詩人自己精神狀態(tài)的寫照，反映出詩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這是寫花，更是寫人，是將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來表人之情意，含蓄蘊(yùn)藉而不失自然流轉(zhuǎn)，堪稱得體。

　　然而儒法兩條路線的斗爭是不可調(diào)和的，事實(shí)上，頑固保守勢力并沒有放松對他的打擊，他回到長安后所得到的卻是再一次貶逐。所以，詩篇在抒發(fā)他的戰(zhàn)斗理想的同時，也表現(xiàn)出他對大地主頑固派的反動本質(zhì)缺乏認(rèn)識，對頑固派頭子唐憲宗始終存有幻想，反映出詩人自己的階級局限性。

　　寫作背景

　　柳宗元在公元八一五年初被唐憲宗從永州召回。進(jìn)入長安前，他在灞亭上寫了這首詩，表達(dá)了他渴望能重新得到重用、實(shí)現(xiàn)革新理想的政治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