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針對畢業生做了一個調查

　　調查內容為12個題目

　　1、大學生活快結束了覺得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2、現在讓你許個諾言給自己或別人 你會許什么

　　3、畢業前有什么想實現的愿望

　　4、大學四年有什么遺憾么

　　5、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6、最感激的人是誰

　　7、想對哪位老師說什么

　　8、想對哪位同學說什么

　　9、四年里哪一年最難忘

　　10、離校那天你會選擇 別人送 還是 送別人

　　11、能夠數的出真正的朋友有那幾個

　　12、現在這個階段 整個人處于什么狀態

　　調查對象包括了不同學院 不同專業的不同人群

　　懷化學院藝術設計系 岳修業 音樂系李晶晶 體育系蔣玲（今年考取了北京體育大學研究生）張瑜 美術系油畫專業 李鑫培 潘時杰 文興 易瑋 謝瓊枝 曾諾瑤 孫飛 國畫專業 陳利敬 王玉 何珊 水彩專業賀璐 周敏 張萌萌 河南大學電子信息專業 陳科磊（以考取研究生） 信陽師范學院外語專業陳利萍 新鄉學院化學專業 陳利霞

　　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我縣部分“先富群體”參與競選“村官”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些具有經濟實力、卻一度遠離鄉村政治舞臺的“先富群體”，在村民主自治進程中脫穎而出成為村級核心人物，如何認識這一新現象，以及如何趨利避害加以正確引導？筆者通過調查研究，結合工作實際，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基本情況

　　所謂“先富群體”，在我縣農村而言，主要指先富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或種養大戶。這個群體中大部分對象所擁有的財富規模都大大超出了普通農民，在生活和生產方式上也脫離了傳統農民的主要特征，屬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農民群體。他們頭腦活絡，思維創新，有實力、有魄力、有能力，有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并具備較好的社會活動能力。但長期以來，這部分群體在鄉村的政治舞臺上并沒有扮演重要角色。2002年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村民自治選舉的開展，我縣農村“先富群體”的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才被極大的激發出來，并成為民主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今年上半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縣委、縣政府的統一部署，全縣342個村開展了第七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據統計，在這次換屆選舉中，全縣共有選民218295人，其中屬“先富群體”所占的比例不到10%，但在全縣新當選的338位村委會主任、683位村委會委員當中，范文TOP100屬“先富群體”的比例卻分別高達40.2%和20.9%，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郊村，比例更高，如：天馬鎮48個村共選出村委會主任48人，村委會委員94人，其中屬“先富群體”的分別占52.1%和27.7%。

　　“先富群體”已經成為當前村級基層組織的一支生力軍，究其競選動機，總的可以歸納為三大類：一是謀求經濟利益。爭當“村官”或是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是為創造更多的財富機遇，甚至不排除部分企圖尋機“撈一把”的目的。二是為圖政治名聲。“商而優則仕”。生活富裕起來的人關心政治、參與政治，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我國，“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心理還是根深蒂固的。村主任雖不在國家行政官員的序列，但也是農村的一方“首腦”，是一種地方權力的象征。三是為民造福，希望通過擔任“村官”為群眾更好地辦一些實事，干一番事業。人的基本物質需求滿足后，就會產生諸如實現自身價值、貢獻社會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一些農村“富人”在事業上、財富上有所斬獲后，立志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以此來回報社會。這種心態是“先富群體”參政的最積極動因，也是“先富群體”參政的主流。大多數情況下，三種動機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因此形成了多樣化的參政行為。

　　二、利弊分析

　　“富人”村官的治理方式在發展村集體經濟、加快農村建設方面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明顯的效果，表現在：在發展思路上，“富人”村官敢于大膽創新，善于挖掘當地資源優勢，在開展農業開發、范文寫作調整經濟結構、招商引資等活動中，培養了村民的市場意識，推動了農村的市場化進程；在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新農村建設中，他們積極規劃，建設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改變村容村貌，表現出富于開拓的精神與非凡的工作魄力，為農村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以富人為核心的治村班子，管理主動，完成任務快，勇于改革陳規陋習推行“新政”。如天馬鎮城郊某村歷來是個散班子、亂攤子的“老大難”村。2002年先富起來的葉某當選為村委會主任后，憑借良好的群眾基礎，利用本村地處城郊的良好區位，鼓勵群眾發展蔬菜大棚種植，大力改變村莊的面貌，修膳村集體活動場所，凝聚了人心、團結了班子。但從全縣來看，部分“先富群體”在參政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參政行為不規范。一是參選的方法不規范。如在今年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我縣城郊某村兩位“富人”為競選主任，各花10多萬元費用給選民送錢、送物，后因涉嫌賄選，最終退出了競選。二是施政決策短期化。在具體施政過程中極易出現搞政績工程、超村級財力舉債建設等短期行為。如：天馬鎮某村主任為了爭取再次當選，在任職的最后期限內，不惜花40多萬元村集體資金來硬化村里的所有道路。

　　最全面的范文參考寫作網站第二、兌現承諾不積極。在競選時，為了獲得村民的支持，“先富群體”往往“財大氣粗”，在群眾面前公開承諾出資修路搭橋、為村民代繳各種應交款、改善村民福利待遇等，有的甚至不惜違反政策法規規定信口開河。當選后，他們或忙于個人事務，經商辦廠、承包工程，疏于兌現承諾，或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兌現，對群眾不關心、不重視，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一拖再拖，把自己所作的承諾拋之腦后。

　　第三、履行職責不認真。一是“先富群體”雖然家在農村，但由于接觸農村事務少，不熟悉農村情況，對村民自治的程序方法、政策法規一知半解，不知如何去履行職責。二是在處理村務過程中，將個性作風帶入工作中，使管理、決策、監督等各項制度流于形式。三是以自我為中心，不接受領導，不配合工作，甚至與鄉鎮政府分庭抗禮，對某些政策不執行或不配合執行。如對計劃生育、殯葬管理等“得罪人”的工作，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以免得罪選民。

　　第四、自身要求不嚴格。由于“先富群體”工作和生活經歷多樣，往往思想政治意識淡漠，組織紀律松散，將一些不健康的行為方式帶入日常工作中。有的注重在錢上做文章，善于跑關系，搞權力尋租，以關系強化自己權威，撈取私利。有的習慣于一言堂，辦事不按程序，決策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