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30年的重量》原文】

　　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擁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重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夸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難道真是這樣了?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愕愕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待對方報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那是我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他在電話中說，30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年片送給他。那張賀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補畫一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那時候，中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初中一年級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依然學者林立。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里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學里當個語文教師。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內容越講越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分尷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師,你明知道有那么多人聽課,向我提這么難的問題為什么不事先打個招呼呢!后來終于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