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秦朝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是封建社會初、中、后期著名的三大改革家。而僅有王安石的變法最具有影響卻最終失敗。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實錄》確定“是元祐而非熙豐”，“唯是直書安石之罪”的編撰宗旨，從而徹底否定王安石變法以降至今，歷史已走過近900年。伴隨著歷史的腳步，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褒貶議論始終不一。

　　北宋中葉以后國力衰弱。內部方面，政府官員數目持續膨脹激漲，內外官已達一萬多人，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年)達兩萬多人，“十倍于國初”，導致冗官、冗費激增，執政大臣多，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強地主妥協，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兼并迫使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又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權，免除差役和賦稅。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使得北宋的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

　　這種不景氣的局面必須經改革才可能扭轉。朝廷重臣歐陽修見王安石才華橫溢、務實肯干，力薦之，成為改變局面的希望。宋神宗逐將在江寧做官的他調到京城，任為御前顧問。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歷史上也稱熙寧變法。王安石出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推行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