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閱《舊唐書·盧鈞傳》，玄宗開元（713—741年）初，“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有市舶之利”。又《新唐書·柳澤傳》，“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宜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奇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

　　公元714年，即大唐開元二年，海內安寧。在遙遠的南方海濱，安南市舶使周慶立和波斯僧廣造奇巧，想進獻給皇帝以贊頌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當時即位才三年、正勵精圖治的唐玄宗卻拒絕接受。這一看起來平靜的一年，卻可能標志著一個重大的轉移：中國的對外交通正在逐漸轉向海洋。周慶立就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關官員，在他之后，一個繁榮的海外貿易體系已漸漸成形。

　　唐代的對外格局是在此前歷史基礎上的延續和發展。自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長期是面向西域的陸路。尤其在西晉覆亡之后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語言，沿著黃沙迷漫的絲綢之路跋涉而來，其結果不僅促成商品貿易的交流，外來文化（尤其佛教）還給中國文化開辟出全新局面。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長安也使他們無疑更著重放眼內陸亞洲；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終點的長安由此成為當時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時輸入的外來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擔這一交流職能的則主要是中亞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僅經商，由他們帶來的美術、音樂等藝術也深深影響了唐人，盛唐時代也是粟特商人兩三百年來在中國活動所達到的頂點。

　　與之相比，當時尚未全面開發的南方在三國孫吳時期才開始發展海外交通，受國力和技術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仍與北方相去甚遠。但在盛唐，一種新的趨勢也在此時逐漸浮現：南方的海外貿易小傳統已經開始復興。當時閩粵一帶仍被普遍視為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已是南海邊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港。

　　據《舊唐書·王方慶傳》：“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這里說的“昆侖”，就是東南亞一帶熟習水性的土著。

　　據《唐大和尚東征傳》，到天寶九年（750年）鑒真途經廣州時，已看到廣州海面上“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因此，開元四年（716年）韶關人張九齡奏請開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嶺新路，以充分利用嶺南對海外交通的優勢：“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雖然其中不無文學夸張的語氣，但此路辟通為“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系，重塑了嶺南的商路。由此北江開始日漸繁忙，而以前通往廣西的商路逐漸廢棄（葉顯恩等《廣東航運史》），這又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雖然著作的時代略晚，但也可見安南和廣州長期是南海邊的著名港口。

　　文獻中最早可見的中國海關官員，也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即開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慶立。

　　安史之亂（755-763年）加速了這一從西域到南海的轉移過程。說來諷刺，安史之亂的兩個起事者安祿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統，但正是他們不成功的叛亂終結了粟特人在中國的活動。在長期動蕩之下，駐守西域的唐軍內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鶻和吐蕃勢力之手，中原勢力從此絕跡于中亞長達一千年之久；而沒有了帝國維護陸路交通的安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漸不復當年盛況，更不必說由于叛亂者的種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漢人的敵視和歧視。江淮以南的南方當時并未受戰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鎮割據，唐朝中央越發依靠南方在財力和人力上的供給以支撐搖搖欲墜的帝國結構。

　　在安史之亂結束的廣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廣州設立市舶提舉司，掌征收外貿商稅、檢查來往船只、收購專賣品。之所以設在廣州，原因也很簡單：自秦漢以來的數百年里，廣州一直是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如長安和洛陽是陸路絲綢之路的終點。當時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遠比現在開闊，廣州是一座海濱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達中國的第一個港口。唐朝繼續以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態度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收并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寶石、白鸚鵡等陸續從海路輸入，甚至奴隸的來源也出現了轉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販子轉運的胡人婦女，而現在則出現了南洋來的皮膚黝黑且熟識水性的昆侖奴，他們成為唐傳奇中新的角色。

　　從8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樣經歷了一個“南方化”的過程：來自南方的各種文化因素（如飲茶習俗）開始擴散和彌漫到全國，而南方的閩粵航海傳統自此得以全面興盛，逐漸取代西域通道而成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改變了中國的外貿結構和文化取向，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市舶提舉司在763年的正式設立標志著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這本身也意味著當時的海外貿易網絡已成長到不容忽視的程度。唐代廣州的海路貿易，分東西兩道，東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則是向西南到東南亞、印度、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波斯、阿拉伯帝國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擔馱運各種珍奇販運到長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鶻等中亞的胡商，而8世紀中葉以后到廣州等地從事貿易的外商則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據說阿拉伯帝國的哈里發曼蘇爾（745-775年在位）曾說：“這是底格里斯河，從這里到中國沒有任何障礙，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從海上運來。”當時曾有大量來自西亞的穆斯林人口生活在廣州，建造起懷圣寺、光塔（早先被稱為“蕃塔”）。每年五六月間西南季風到廣州時即有人登頂宣禮，并在夜間點燈（塔高達615尺），可以作為航道燈塔來導航，此后在幾個世紀里都是海船從珠江口進入廣州城時最高和最容易辨識的航標。到德宗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鍔任嶺南節度史時，廣州參與海外貿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發十余艇”，且“周以歲時，循環不絕”（《舊唐書·王鍔傳》）地加入到商貿活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