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亡我，我何度為！”臨江高呼，刎頸而去，何其壯哉！

　　余弗信宿命之論，而好理推之法也。腦有良謀固然可喜，然奉志摶扶而上亦能順人事，達天命焉！慮事不周，乏耐性，不知權變，過于期望，是余之缺點。信賴不知心者，乃余之大患。希望愈大，失望亦愈大。古之士者剛而直，勤且志，遇明主則大放異彩；若非明主，則拂袖而去，毫不矯作，灑脫異常，實為今者汗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余始信人性惡，而非善者也，信耶？否耶？

　　善與惡可知乎？界限可明否？所謂真理存乎智者，然余非智者也。昌明社會，人心浮躁；飛車靚麗，草莽英豪！腦大淺笑，爾虞我詐；肚挺橫行，恣意妄狂。此乃而今之士所向往也。石碣曰:獨木橋上爭相過，奈何至隕始信初！

　　言歸正傳，論善與惡，余以為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理解之程度亦相差甚遠。統治階級之善乃相對者之惡，被統治階級之惡乃相對者之善也，此語旁人觀之頗具情理，余以為不然，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是也。善者未必盡善，而惡者未必盡惡也。謀事申時，判人別物，不可不察，不可不省也！

　　余初入世，待人對物何其真誠，久之，則漏洞百出，餓狼攻詰，縱使渾身解數，亦不盡如意。于是抱怨發于心，陳于言，圖知者解余語，洞余心，憫余情，殊不知樹欲靜，而風不止，任爾巧言煽情，錯誤之大尾始終無法消弭，反之愈演愈烈。一人得道，過往之瑕疵亦稱善為也；若不得志，眾人意度，珠玉之則亦為壞事之規也，“君子無罪，懷璧其罪”耶？此窮達之理也，而非君子性情之故也！不暗世故而碰壁，遭人指說非為大事，三人成虎，坐實之流言乃致命之鴆酒，不可不慎也。繼而余成為患有聽疾之聵者，得有聲疾之啞人，于是趨炎附勢，隨從大眾，踏上一條衷心不符之路也，漸變為行尸與走肉，將靈魂封存于無知的混沌之中，黯然垂淚！

　　欣慰之幸，余之祖國依然繁榮，社會依然進步，人民生活之水平依然提高。夫子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古之仕者，今稱之領導者也。余于葵巳年七月，卒業于農大，辭別桑梓，進域中，臨北野，發春秋之志，展凌云之姿，豈知:丘山難平士子志，擠落余懷滿地情！“人才”良多，落后乃常有之事，“所謂君子見機，達人知命，馮唐易老，李廣難葑”，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退而求其次，做文以自愉，亦可得莊周曳尾于途中之神趣。

　　余以為，一般推卸責任者，會講模棱兩可之言，聽者認為此話說的高超，這種表現自我是可以的；但對于一個集團而言，上者給下者之回答，閃爍其詞，含糊不清，此無疑給后者以至于整個集體加重工作之負擔。圣意難測，搞不好把自己攪和的不清不楚，若是前者肯為爾擔當，結果會好些，若立山觀火，則委實悔恨衷心！

　　流言止于智者，時下，對于某個現象，愈加申釋，愈加申釋不清，圈子太小，爾越是釋惑，麻煩就會隨之而來，既是為了糊口，刀下留人，豈唯于俠客小說中才可以喊得出口，敢說真話之人將要絕盡。于是人們披上了善意的皮囊，來偽裝和諧之氣氛，一旦潦倒窮困，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一顆善良之心連同其偽裝，被笑聲與指弄所淹沒！社會復雜，千萬不可妄下論語！

　　“中庸之道”乃當今之生存法則，一“中”字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為人處事之要訣，所謂“不偏不倚謂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謂之庸”，如此才不會“見笑于大方之家”！若是離經叛道，效仿“阮籍窮途之哭”，“瘋子”之偉名冠之無疑矣，使爾驚魂終身！如此亦是教導余勿要出頭，出頭之日，定是消亡之時。

　　余無出頭之時，酒場之學問，說話之語氣，棘手之事推卸責任之手段，逆心請客送禮諸如此類“高操作”之活事，余無能為力！“高操作”是善抑或是惡。余亦以為，當下，正處于“民其難治，以其多智”之重要環節，非得有知者不能治也，以此觀之為善也。而“高操作”之領導只會吃喝，不精于政務，愚弄弱者，形式主義，待其坐大坐強，仗勢欺人，余以為惡也。此乃古之所謂:“立功，立德，立言”三者難以集于一身者也。如今有功者，非為有功者；有德者細查之乃道貌岸然之徒；有言者，概風花雪月報紙標題客耳。雖然，倘若一事若成，亦可千古留名也！余祈有刀筆吏者，直書其事，幸而成，藏之于名山，待其后來者倔之，使真相大白于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