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有靈魂的，它們是神秘而沉默的隱居者，寂寂而生，寂寂而亡，也許我們與它們一輩子無緣相見。但我也相信，總會有那樣的電閃雷鳴，將那些久凍成冰的隱藏者劈開，融解，使它們心心相映，魂魄相通。

　　公元前278年農歷五月初五，是楚民們祭祀龍王爺的大日子。汨羅江上，正劃著龍舟游玩以度假日的楚民們，突然聽到屈原投江的噩耗，都爭先恐后地劃著自己的龍舟向屈原投江的地方飛奔而來。男人們在江中尋找，女人們則將祭品投入水中，讓魚吃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尸身，還有郎中把雄黃酒倒入江中，以便藥昏蛟龍水獸，使屈原大夫尸體免遭傷害。10天后，人們才找到屈原的遺體，含淚將他葬在江邊，又將屈子住過的故宅改祠以祀。從此后每年的端午，人們都要舉行隆重的朝廟儀式來祭拜屈子。

　　戰國時代，楚秦爭奪霸權，詩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張遭到上官大夫靳尚為首的守舊派的反對，不斷在楚懷王的面前詆毀屈原，楚懷王漸漸疏遠了屈原，有著遠大抱負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懷著難以抑制的憂郁悲憤，寫出了《離騷》、《天向》等不朽詩篇。公元前229年，秦國攻占了楚國八座城池，接著又派使臣請楚懷王去秦國議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陰謀，冒死進宮陳述利害，楚懷王不但不聽，反而將屈原逐出郢都。

　　屈原少年得志，傲然于自己的不凡身世，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渴望一場轟轟烈烈的人生。可屈原唯美、潔凈，有一顆純粹無比的透明之心，不能容忍一點點污跡，無法與小人通融一絲一隙，無法改變自己生命質地一分一毫。在這場爭斗中，屈原的生命質地注定了他一開始就輸了，因為對付一個高尚的純粹的人，卑劣者有的是手段、心計和陰謀。屈原想做那“后皇嘉樹”，“受命不遷”，想象那桔樹一樣美德容麗，端莊筆直。可一場冰刀霜劍，屈原便撥根而起，被丟棄到了一個遠離故國家鄉的地方。

　　無論漂泊到哪里，屈原都深深地愛著自己的祖國，念念不忘的只有自己的故國家鄉，認準了自己心中唯一的信念。直到最后，眼見得故都被破，懷王客死，國家將亡，屈原問天哭地，上怨昏君，中斥奸黨，下責國人，萬念俱灰，仰天長嘆一聲，懷著無盡的悲憤縱身一跳，讓那滔滔不絕的江水承載了他的千古愛恨，萬世憂傷。

　　死亡，從屈原的縱身一跳開始，成為中國文學最為“驚彩絕艷”的一個主題，不僅僅因為屈原的行為，更因為他對死亡的選擇與思考。

　　加謬說，哲學的根本問題是自殺問題，是決定是否值得活著的首要問題。可屈原不是一個哲學家，甚至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以屈原的死是他的生命必然。屈原的死，不是一種逃避，而是一種抗爭，一種擲地有聲的發問。屈原是固執的，他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倘若將憤懣之情化為生存之道，定能活出另外一番天地來，那樣的話，不但楚國少了一個含忠抱素的臣子，人類也會失去一個“雖九死猶未悔”的偉大詩人。

　　屈子之魂是詩人之魂。一個與日月爭光的詩人，他的純潔、從容、浪漫都是后人無可比擬的。屈原之憂，是憂國，憂世，憂人，憂天。屈原第一次用動天的悲哀鳴揭示了不平的世道和顛倒的人間，他的絕望雖源自個人的遭際，卻無不浸染著對正義和愛的不懈追求以及對骯臟小人堅決不合作的精神。屈原之魂遠逝，他的大美之文、麗雅之辭、奇崛之問，雄奇浩瀚的另類思維，峻急陡峭的奇思異問，直抵人類生命最深處的奧秘。屈原的《天問》，是詩史的開端，更是探索史的開端。驚才風逸、壯志煙高的屈子為千百年來怯懦的儒生確立了一個不可企及的精神高度。

　　魂兮歸來！屈子雖逝，詩文永存，他的《離騷》、《九章》、《天問》、《哀郢》、《懷沙》等20余篇楚辭，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又一新文體——騷體，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文人。屈原的價值不只是在于他舒泄憂憤的長吟哀歌，更在于他對至誠至潔至美的絲毫不動搖的追求。他的狂歌，他的放情，他的蕩志愉樂，無不是對美好人生的占有和回味。屈原所放棄的是卑瑣的生命的濁泥污沙，獲得的卻是詩魂的永生。正因為有了屈子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召力，才有后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脈相承，才使得愛國主義傳統地不斷發揚光大，成為中華民族的主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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